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
张明楷
【全文】
行贿与受贿往往是暗箱操作，双方既都有利可图，而一旦败露又都要治罪，所以行贿人与受贿人都心照不宣，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如果立法上规定行贿人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那么，受贿人惧怕被告发而不敢受贿，行贿人惧怕人家不收受而不敢行贿，双方处在囚徒困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贿赂的发生。
腐败不仅是全中国人谈论的话题，而且是全世界人关注的问题。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公约》通过后发言指出，腐败是对社会产生广泛腐蚀作用的隐性恶疾，它破坏民主与法治，扭曲市场，助长有组织犯罪和恐惧主义，危害正常的生活；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与贫富，都存在腐败这种丑恶现象，但腐败对发展中国家的破坏性尤其严重，是阻碍脱贫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确，腐败现象严重着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破坏了社会心理秩序体系和社会成员心理平衡状态。如果没有严重的腐败现象，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更迅速，我国的人民会理鲽心。无论如何界定腐败，贿赂是腐败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正因为如引，任何国家的
刑法规定了贿赂罪(包括各种受贿罪与行贿罪)。一般来说，行贿人并没有索取贿赂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不主动行贿，就不可能有受贿。事先行贿的，都是为了收受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事中或者事后行贿的，是为了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以不正当报酬，结果仍然是金钱与权力的交换。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刑法无不在处罚受贿行为的同时，也处罚行贿行为。
从
刑法目的与犯罪本制裁来考虑，设立并处罚受贿罪与行贿罪，没有任何值得非难之处。但是，由于贿赂行为总是发生于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空，贿赂双方都不是被害人，没有任何一方告发，所以，贿赂的暗数令人吃惊。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贿赂双方的行为都构成犯罪，故任何一方不希望东窗事发，导致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相互“信任”关系：对方不会告发我，否则对方也会到刑罚处罚；我也不会告发对方，否则我也会受到刑事追究。在有些情况下，除了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可能还有贿赂介绍人，但介绍贿赂的行为也成立犯罪，故三方之间依然存在相互信任关系，都相信任何一方不会告发。由此可见，只要犯罪人之间形成了这种相互信任关系，案件就往往石沉大海，而不会露出水面。这种局面，不仅导致贿赂案件难以侦破，而且导致受贿者肆无忌惮，贿赂犯罪愈演愈烈。不难发现，在其他没有被害人的对向犯(如贩卖毒品与购买素养品、贩卖假币与购买假币等)场合，也存在相互信任关系，犯罪暗数同样很高。而几乎不存在这种信任关系的犯罪，如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等，都不存在双方信任问题，所以被害人一般会告发，行为人因而会受到刑罚处罚。由此看来，如果采取某种立法措施，使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复存在，至少有一方面主动检举、交待贿赂犯罪事实，那么，就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而要使行贿人与受贿人不存在信任关系，就需要将行贿人与受贿人置于囚徒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