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条建议是“人大经费法定化”。人大连自身的经费都没有保障，这太不像话了吧？不合原理，面子上也不好看，所以要法定化。一府两院花钱应当求人大。党委用钱从原理上讲，应当由党费解决，从实际的角度看，完全由党费解决不现实，财政也要拨款，但是也要法定化，不能光凭书记一句话，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
　　第十条建议是“制定党委与人大关系法”。十八年前，我提过一个建议，叫党主立宪，意思是实现党委与人大的分权制衡。十六大报告中有个提法叫做“规范党委与人大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党主立宪的意思。为了和十六大保持一致，这次我的文章中没有使用党主立宪的概念。用什么来规范党委与人大的关系呢？我觉得最好用法律，所以建议制定党委与人大关系法。”
　　“刘十条”以柬埔寨、东帝汶这些蕞尔小国为例，教化泱泱中华，有损国格；同时，第十条有模仿米国国会立法名称之嫌。周叶中教授对人大制度的形而上学，和刘大生教授的形而下学，一个将政体吹上九霄，一个将政体拉到蕞尔小国之后，均无大国法学家的风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吹去“刘十条”上的浮尘，其中仍有真知灼见；但是，我们吹去“周氏最佳形式论”的浮尘，我们只发现现场空空荡荡，唯留下四只 “武记抄袭共和主义者”的脚印――一男一女。
　　三、 对人大制度改革的主要期待
　　笔者若干年前撰写、《北大法律周刊》刊载的《宪政和法律大革命》一文，对人大制度作过局部分析，关心国家立法改良问题。本人对改进人大立法的观点，在2006年全球民主化的滚滚浪潮中屹立不动――人大如何避免制定违宪法律，以及违宪审查如何进行，这是我关心的问题。从1988年以来，我就关心法律适用中“根本法效力逻辑”和“现实法律效力逻辑”之间的法理冲突。笔者认为，一个制造冲突法律的议会，无论如何也是应当改良的。
　　我们必须假设人大制度是可以“与时俱进”的，是可以通过改革完善的；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一个存在社会分工混淆、制造冲突法律的议会，一个议辩能力微弱的议会，很难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它长期的缺陷，与我们盲目吹捧、公民失职有关。周教授 “最佳形式论”是一种盲目吹捧，是捧杀中国的行为，这种形而上学的泛泛之论，可能误导国家，使我们失去完善人大制度的动力。
　　前中共中级干部 鲜江临
　　20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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