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得明白言论和信仰自由必须受到
宪法的直接保护，别无选择。我们不要指望另外制定一部法律去保护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少学者都曾呼吁我们应制定一部新闻法或宗教管理法，但我们已经看到普通的法律主要是规定义务而不是授予权利的。其实，从我们国家现有的新闻出版条例和宗教场所管理条例，也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一点。这些条例的第一条都会宣布以保护自由为目的，但其后的条款都是限制自由的。我们通过法律进行规定，一般只会给言论自由带来更多的限制。因此，言论与信仰自由最终应受到
宪法的直接保护，而
宪法也正是保障这些自由的法。
二、 言论自由的意义
首先，让我说明言论自由的不同方式。这里的“言论”是广义的言论，或许用“表达”更恰当些。它不仅是指说话，而且也包括电视、收音机、电影、报纸等多种方式。言论自由进一步延伸为集会和结社自由。由于篇幅等因素的限制，这里将不论及这些自由，但是它们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老年人协会是除了天主教协会外最大的协会，它为美国退休者的权利保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在地位、能力和财富上都是属于社会的“弱势”，但是他们联合起来就未必“弱”了，美国的老年人协会就从来不是一个“弱势群体”。反观我们的农民工，他们有的连讨回自己的劳动所得都有困难。因此，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一个国家就有许多问题解决不了，就要为言论自由的缺失付出沉重的代价。
言论自由的意义有两个层面：个人的和制度上的。言论对个人的重要性不需要强调了。语言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首要特征，也是社会交流的最重要手段。由于言论的成本很小，而交流极为便利，言论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最频繁的一种活动。如果不让我们说话，我想象不出来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个人层面。更重要的是，言论自由对维护国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对于民主制度，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选举需要信息，需要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自由交流，而没有言论自由，这些政治信息都不具备，理智的选举如何开展？我们现在的地方选举就存在这个问题。候选人坐在台上不说话，只是由选举委员会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选民都不知道他们的政策、立场、主张是什么，这样究竟选谁呢？最后，人们只能根据他们的相貌、服饰、性别等种种不相关的因素进行选择。民主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公民和政府、选民和候选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交流，否则选举就失去了意义，民主就失去了理性。
除此之外，言论自由对于一个诚信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诚信”。经济学家提倡市场诚信，后来法学家又提倡政府诚信。但从宪法制度的角度看，建立诚信的必要条件是言论自由。如果言论被压制住了，人们不敢说真话，怎么可能造就一个诚信的社会？摧毁社会道德的最有效手段不是对立的理论或学说，而是自身的虚伪。一个人可以在辩论中一败涂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主张输了——事实上，他可能因为失败而获得同情，甚至可能因为木讷而获得信任。相反，如果人们发现他说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张“遮羞布”，任何雄辩都救不了他，狡辩只能使失败更彻底。压制言论将造就虚假，迫使人们公开说谎，而虚伪是摧毁所有道德和良知的最有力的腐蚀剂。我不是说有了言论自由，我们就有了诚信社会；但是没有言论自由，建造诚信社会必然是难上加难。
这就是为什么言论自由在
宪法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宪政国家，言论自由占了宪法学很大的篇幅。大家可能知道，美国宪法学的案例教科书都是很厚的，通常有大开本的1500页左右。在这些材料当中，国家结构（指中央和地方权力之间的冲突以及部门权力冲突）占1/3，个人权利占2/3，而在所有大大小小的权利之中，言论自由的内容独占“半壁江山”。也就是说，在宪法学教科书中，足有全部内容的1/3（约500页）专门是关于言论自由，足见言论自由这个领域的丰富和重要。这样，也难怪美国法学院可以专门为第一修正案（言论和信仰自由）开一门课。
三、 限制言论自由的困难
言论自由不仅重要，而且限制言论的措施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政府一般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而去限制言论，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游历了一年，写了一本影响巨大的《美国的民主》，其中他提到政府限制言论的困难。由于言论和新闻的传播成本很小，信息总是会通过某种途径散播出去的。政府可以将正规渠道控制住，但是消息还是通过种种“地下渠道”不胫而走，形成了所谓的“小道消息”。其实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是不存在“小道消息”的。言论一概放开了，还有什么小道大道之分呢？如果托克维尔时代是如此，今天的信息时代就更是如此了，网络言论的控制显然比传统方式还要困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