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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对照崔卫平教授的文章“汉娜•阿伦特主要著作简介”中的一段——
《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3年出版。这是阿伦特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表达了她“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思想。首先，阿伦特分析了在“革命”这个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或自由发挥力？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是，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8]
照例是没有任何注释表明这段话是来自崔卫平。当然，近乎“惟妙惟肖”的抄袭中也做了些许文字改动，其中的第一句是一例，结果却容易引起误解，仿佛《论革命》是某位作者写的阐述阿伦特宪政共和思想的一本书。另一例是把“革命子女”改成（或误成？）“革命子民”，一字之差，简直可以说是把共和国复辟成君主制了。
近年来热心研究政治和法律哲学的高全喜教授也不能幸免于被抄。《解读》论述维罗里的共和爱国主义，有这样的解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另辟蹊径，从共和主义的视角阐发了爱国主义，……维罗里通过他富有创建的分析研究，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在维罗里看来，共和派的爱国主义是对共和国及共和国公民的普遍且强烈的热爱或博爱。用经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的话来说，对祖国的爱应该来自于博爱，即那种将公共事业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在共和派理论家眼里，共和国是一种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例如，Machiavelli就曾用‘love of vivere libero’来描述人们对其共和体制以及基于这些体制之上的生活方式所表示的深爱。与他同时的其他共和党人则将共和国定义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通过研究共和派的爱国主义，维罗里认为，对祖国之爱凝聚着对正义与理性原则的认同与尊重，实际上是一种理性之爱，与其说共和国公民对祖国的热爱是对这个国家的种族、土地和文化的热爱，毋宁说是共和国公民对于这个国家所赖以建立的法治秩序、公共利益、自由平等原则的热爱与崇信。[9]
这一段概括得很好的话渊源有自，正是高全喜教授关于民族主义的大作，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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