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这本书是在周教授的学生戴激涛的硕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戴本人现在是周门下的博士研究生；
（2） 王天成先生列举的资料表明，本书袭用了王几篇论文中的36处四五千字的内容，正文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释表明其为引语，足以造成其为作者原创的误导；[2]
（3） 除了文字上的相同外，据王天成的文章，这本书的主要思路也来自王文；
（4） 据周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说：书稿交到出版社时是保留的注释的，但是出版社却以王有特殊背景为由要求必须删除，先是作者自己删，后来出版社又把未删尽的都给删除了。当然，所谓删节看来只是删去了注释和引文本来应该有的引号，却没有将引文本身删去，其中个别表述有所改变，显示作者或编者有掩饰的意图；
（5） 书出版于2005年9月。出版后，作者与出版社均未对于这样的处理向王天成作出主动的说明。
不过，至今仍有一些情况不甚清楚。例如，由于人民出版社至今未对此事作出正式回应，所以，所谓该社要求删除王的名字的说法仍然只是一面之词。网上有人指出早在戴激涛的硕士论文上，对于王的文字引用或抄录就没有加注。[3]如果情况属实，即作者提交的原稿就已经将王的痕迹去除了，人民出版社就蒙受了不白之冤。可是，为什么该社不出面作出澄清呢？这种“周瑜打黄盖”的情形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当《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周教授了解事件原委，周回答：“此事‘如果说有什么不好的话，跟我们作者一点关系没有’，‘不仅跟第一作者，跟第二作者也没有关系’，‘我们完全遵循的是学术规范，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的问答也是十分明确：
“那么删除工作是您来做的还是出版社做的？”记者追问。
“我为什么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呢？”周叶中这样回答。
“是在得到您允许的情况下删除的吗？”记者再问。
“我前面说我们没有责任，你想想还会是怎么样呢？肯定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周教授说，“作者肯定没有责任。”[4]
如此一来，我们真的如坠五里雾中了。
三、王天成之外还有多人遭抄袭
现在看来，周教授的辩解明显是谎言，因为王天成之外，又发现一些作者在本书里被剽窃，也没有任何注释标志。不久之后，该书作者之一戴激涛剽窃北大哲学系本科生毛帽论文的事实又被揭露。在“世纪学堂”里，一位网友指出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从公民美德说开来 ——西方共和主义传统对中国宪政建设的一点启示”剽窃了毛帽论文的事实（包括毛文错误也被戴照抄不误的情节）。[5]经过我的核对，发现这段文字居然又原封不动地被搬进入了《解读》一书。[6]
毛帽恐怕不能说是因为特殊背景的原因而删掉的吧。接下来，如果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例如这一段——
《论革命》则集中深刻地阐述了阿伦特的自由宪政共和主义思想。她将“革命”称之为“自由的深渊”，自身有着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民的恶魔。比这个问题更为难解的是，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