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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结果举证责任”称之为“责任”却是不合理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结果举证责任先于诉讼而由实体法预先规定，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危险（risk）”，自诉讼开始一直由固定的当事人一方在观念上承担，至审理终结时出现了non liquet才真正实现。之所以结果举证责任被称为“责任”，主要是因为历史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行为举证责任，后来举证责任被赋予结果举证责任的内涵却仍然以“举证责任”作统一称谓，即以“举证责任”这一术语统称不同内涵的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
在制度史和学术史上，人们之所以将结果举证责任的内涵纳入举证责任这一概念中，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盛行“私法至上”的认识和做法，并且民事案件只涉及私益，与之相应民事诉讼采用辩论主义。 在辩论主义之下，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并且两者在范围上是一致的。 因此，很自然地，提出利己事实的当事人应当提出充足证据来证实该事实（行为举证责任），若因未履行行为举证责任而在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则承担败诉的判决（结果举证责任）。 但是，后来随着对涉及公益民事案件的关注，行为举证责任的概念变得暧昧不清，与结果举证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
结果举证责任作为一种潜在的不利后果，促使当事人积极承担行为举证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举证责任（的承担）是以结果举证责任为前提。当事人充分承担行为举证责任，即意味着案件实体事实的真实性得到了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摆脱了结果举证责任的承担。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存在于辩论主义的程序中。在辩论主义制度下，当事人（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就有责任提供或主张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案件事实（即主张责任），通常情况下该事实主张者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即行为举证责任），法院只得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和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作为判决的根据，若当事人未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此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意味着该当事人没有说服法官采信此事实，据此法官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的主张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均为辩论主义的内涵，换言之，辩论主义要求作为法院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事实和证据）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应向法院提供。因此，在适用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的民事私益争讼案件及其程序中，举证责任是一种自由心证完结（审理终结）时才能产生功能的法条适用原则（结果举证责任），同时又是一种通过辩论主义而反映出来的当事人的行为责任（行为举证责任）。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 在大陆法系，对于涉及（正当）公益的民事争讼案件（如人事诉讼案件等）和非讼事件中的事实，不适用辩论主义而采行职权探知主义。在涉及公益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并不负行为举证责任，即当事人的行为举证责任被虚置，这一制度空白实际上由法院职权探知的责任（即调查责任）所填充。 若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由提出该案件事实或诉讼请求的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实际上，无论是在职权探知主义的程序还是在辩论主义的程序中，均存在着结果举证责任，因为发生结果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在审理终结时)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而这种情形均可能出现于辩论主义程序和职权探知主义程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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