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历史上压根就没有将联邦制作为一种值得认真探讨的可能政体模式。自从周、秦以来，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制度和思想都空前僵化。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诸子”，对伦理和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大争论，但即便是那场争论也没有跳出传统制度和文化所设定的框框，从来没有人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提出任何根本挑战。孔子的《春秋》其实是中国第一本比较政治史，但他在制度上并没有什么可比的对象。[7] 事实上，他自己也深受周文化的影响，因而只能在这个制度和文化的大框架下比较不同政治精英的个人行为，希望能借此证明统治者的行为必须符合传统制度和文化的定式，否则结果必然是害国害己。不难看出，《春秋》和《雅典政制》是本质上不同的两本书。后者是亚里士多德在比较不同形式的民主和专制政体的基础上对政体优劣产生的学术评述。[8] 在这本书里，我们不仅看到统治精英的个人行为在特定制度环境下产生的社会后果，而且也看到截然不同的制度本身在运行中产生的根本差异。制度的多样化为学说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制度实践的单一化必然造成学术的贫乏和单调。电视连续剧《河殇》曾经比较过黄色和蓝色两种不同的文明。对于处于地中海贸易中心的雅典，来自五湖四海的货船不仅带来了不同品种的商品，而且也促进了不同制度和思想之间的交流。与此相比，中国历史上虽然经过了多次统一和分裂的悲欢离合，但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却一脉相传。
　　由于缺乏实质意义的比较，中国思想家从来就是老祖宗那口井里的青蛙，总是跳不出自己头顶上的那一小片蓝天。这也许是中国作为一个早熟的大国之悲剧，因为过早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扼杀了地方制度沿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尽管在没有外来文明的冲击下，制度突破的可能性并不大，但高度统一和集权无疑将中国的政治制度锁定在固有的模式上，禁锢了思想家和潜在制度设计者的想象力，从而完全扼杀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实践中制度的单一性限制了思想自由，而僵化的思想又反过来加强了制度的稳定性，排除了任何可能挑战现有制度的替换方案。当然，集权制度在现实中因其自身的不合理而未必能获得完全的落实，因而传统中国社会在中央集权制下多多少少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事实上，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地方自治的程度还如此之高，以至学者将中国称为“没有联邦制的联邦”。但不争的事实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联邦制，也没有真正突破大一统中央专制的思维模式。
　　　 中国一直是一个大国，但“大国”的制度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未必就意味着简单的统一和集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正在向联邦制过渡的欧洲联盟都是“大国”，但它们都不是单一制国家，而中国作为一个唯一的单一制大国也一直面临着法制统一和地方自治的矛盾。我认为，现在是从根本上反思我们这个大国的一些制度安排的时候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得从观念上突破传统的框框，抛弃权力主义的思维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放手重构新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否则，一个大国虽然可以维持相对重要的国际地位，但未必能有效保障国内安全、繁荣和自由，也未必能保证大国的崛起不会重蹈专制和动乱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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