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安全与繁荣
1． 安全
一个政治学常识是，大国有利于国内和国际安全。一般来说，国家所能调动的资源和国家规模成正比。和小国相比，一个大国更能够集中足够的社会和军事资源，有效抵御外部侵略。同样的理由也使大国能更有效地镇压国内叛乱，维护社会秩序。这是因为暴乱通常一开始是局部性的，因而虽然地方政府可能不具备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平息当地暴乱，但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利用全国资源调动足够的兵力，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将地方暴动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美国制宪者召开费城会议并最终建立一个更有效的中央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发生在波士顿的谢司叛乱(Shay’s Rebellion)的自然反应。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国家可以被比喻为一个“保险公司”；国家越大，保险资本就越雄厚，因而能更有效地克服局部地区的天灾人祸。
同样重要的是，统一也减少了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及其最终上升为武力冲突的可能性。一个统一的国家通常可以通过和平方式——例如司法诉讼或中央协调——解决地区冲突，并剥夺（或至少限制）了地方诉诸武力解决的权力。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战祸频仍，就是因为诸侯分裂，而最终（尽管是在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之后）的和平被认为是秦朝统一的最大功绩。西方也是如此。美国在建国之后仅爆发过一次严重的武力冲突（1860-64年的南北内战）。与此相比，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频繁得多。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欧洲共同体等超国家政治实体的建立，西欧才迎来持久的和平。
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的权力未必会被用在正途上。国家权力越大，其滥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个人自由就越危险。如果一个国家缺乏民主机制，那么国家规模越大，就越容易维护专制统治，镇压平民以合法或暴力形式的请愿或抗议活动。这个道理和上述完全类似。在这个意义上，大国显然是一面“双刃剑”。国家权力只是为安全保障提供了一种能力，但不受控制的国家权力未必会为个人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
要保证大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而不是祸，国家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否则，这个至高无上的不受限制的庞然大物挥舞着锋利无比的剑，后果是极为可怕的。一种最重要的限制就是实行民主代议制度，保证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受到社会的控制。但只有民主制度是不够的，因为人民代表还是会滥用权力，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另一种更直接的限制是采取有限政府原则。尽管在理论上不排除单一制国家也采纳这种原则，盖由于只有联邦制才真正面临在
宪法上的分配中央和地方权力的问题，目前只有联邦国家实行了有限政府原则。[1] 一部有限政府的
宪法将国家权力限制在
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并通常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在个案中界定政府是否侵越了其
宪法权限，从而有效控制了国家权力的滥用。如果没有限制权力的有效机制，那么大国未必意味着社会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