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祸与福——关于国家结构制度安排的一点随想
张千帆
【全文】
一、 引言
既然我们的主题是“大国”，我不妨就大国的利弊发表一点浅见。中国无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扬大国之长，避大国之短，而这又主要取决于国家内部的制度安排。
不论版图如何变化，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自周天子以来，华夏文明在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个最高权力的统治之下。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国内的和平安定，使百姓免于各地诸侯为争夺疆土所引发的战乱之苦。但和平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人类的政治智慧没有充分发展之前，国家统一只是简单意味着最高统治权的集中；权力的集中也给权力的滥用造就绝好的机会，而权力的滥用反过来为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因此，原始意义上的统一未必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和平。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动乱，也许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见证。
然而，如果制度设置得当，大国还是具备小国所不具备的好处。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国在制宪时期选择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大国，而不是一个诸多小国之间的联盟。事实上，从美国制宪时期关于联邦制国家形态的激烈争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支持和反对大国的论点。当然，这里的大国和小国之对比并不是指任何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对比，而是指在其它方面都已经实现“最优化”的国家之间的对比；否则，对比一个专制大国和民主小国（或反过来）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国家规模是比较的对象，那么其它方面的变量必须得到“控制”(control)。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这样的联邦主义的拥护者认为，即使在其它都已经到了无可改善的地步，在联邦制基础上建立的大国还是比一个个分散的小国更优越。
显然，制度的优劣涉及到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本身带有主观性。为了尽量避免主观价值判断所引起的不必要的争论，我在这里尽可能采用没有争议的价值，譬如安全、繁荣和自由。如果其它方面一样，我们一般不会反对一个更安全的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也不会反对一个更繁荣或更自由的社会是更好的社会。当然，争论还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因为这些目标本身可能发生矛盾——如9.11事件的余波表明，安全可能意味着个人自由的部分丧失，而且因为可能还涉及到“谁的安全”、“谁的繁荣”或“谁的自由”等问题——如伊拉克战争和朝核问题所显示的，一个民族的自由和安全可能意味着另一个民族至少暂时不得不失去安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能意味着社会其它阶层必须至少暂时忍受贫困。尽管难以避免不同价值以及不同主体的价值之间的冲突，我们还是不得不谈论制度的优劣问题。判断价值冲突的存在只是表明我们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并平息其所引起的争论。
本文的主要是问题，除了“统一”、“团结”这些象征性意义之外，一个大国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本文的主要论点是，大国确实能带来小国所不具备的“实利”，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国都如此。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确实关系到上述多少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是否能够实现。如果制度安排不当，那么“统一”可能只是意味着专制，“团结”只是意味着城市可以更加堂而皇之地剥夺农村资源。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更多地转向大国内部的制度建构，使之为我们带来更多实际的福利。不论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起源的，国家的正当性(legitimacy)必须从这里去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