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
刑法对第三类情况加以明确规范的话，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对生命法益侵害的
刑法权既然专属于国家，所以允许受托杀人的规定将与传统
刑法犯罪构成的思维逻辑相左，产生法律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法治国家之大忌；
其次，可能使某种利益得到保护，却破坏了规范实施的有效性和统一性（同样是杀人，有的受到制裁有的却无罪）。这也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背离；
再次，从安乐死的后果来看，或许保护了生者的利益，但却忽略了死者的利益。且在生者的经济利益等权利与死者的生命权之间，两者相较取其轻。从人道主义和人权保护的角度来考量，不可思议。随着护理保险（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五大支柱）的完善，有关经济负担的问题或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但仍会出现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反过来看，如果难以推定安乐死者的意愿，而以生者的立场（好死不如赖活着）来考量，也会侵害到安乐死当事人的利益（生不如死）。价值权衡在这里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当然，此种权衡并非在生者的心灵慰籍和死者的生命权之间，而应该在死者生命权中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之间。
最后，如果制定禁止性的规范，则又会有使相关法条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因为现实中，实施安乐死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中不乏为“善”的动机。赦免为他人福利的“义举”会使法律形同虚设；惩罚“义举”则于情理不和，“天理”（良心）难容。（情理与宽容乃是法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如果制定允许第三种安乐死的法律，又可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4． 阶段性思考：安乐死在现实中的法律定位
“安乐死”不具合法性，但又非不法行为。而应该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社会相当”行为。这块“灰色地带”极不稳定，任何仓促的立法皆不可取。动机旨在谋杀，自然与安乐死无涉；而旨在“超渡”，则必须仔细权衡安乐死的“乐”与“死”的正负价值：对宗教信仰价值的冲击；死者及其亲人所承受的痛苦；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剥夺生存自主权对大众产生的示范性效应等等。
了解荷兰、比利时等国关于安乐死法律的规定，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越来越多的对实施安乐死者赦免的判例，并拿德国、法国等国的不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加以对比，固然会获得颇多启示，不过，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欠发达国家中，并不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变相的“安乐死”早已在、并正在发生，此外，“遗弃”（老人与婴儿）现象之普遍，食品、医药卫生、环境方面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无不说明安乐死亡学在中国还属于“未来学”，安乐死的问题目前还难以真正提上立法的议事日程。安乐死虽是重要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在现实中，却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国民的医疗健康保障水平密切相关。在一个没有钱，就可以被医院拒之门外的国度里，在医学伦理学才刚刚引入医科大学、而所占课时比例还很低的时候，在“救死扶伤”作为人道主义的社会意识还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名副其实的“安乐死”实现的可能性只能说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奢望。而现在所需要的更多的或许还应该是对人的尊严的普遍尊重、个体生存价值的明确肯定，以及对那些危在旦夕的生命“雪中送炭”的临终关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