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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言说就有可能说错。也无妨，知错就改，善莫大焉。本是简单的道理，但“刘说”的批评者似乎并不以为然。抓住一、两个所谓硬伤，就要勒令刘先生“回家”。这使笔者想起硝烟未散的“伐余剿灭战”。最有杀伤力的无疑应首推金文明先生《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但即使是博学严谨的金先生也难免初等错误。如他在该书中（第236－237页）认为，余秋雨先生在《霜冷长河•心中的恶狼》一文里所转述的关于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爱荷华州杀害多名美国顶尖物理学教授事件，由于是“公开枪杀”，因此称为“刺杀”属用词不当，成为“余秋雨散文词病八例”之一。假使如金先生所言“刺杀”专指“暗杀”（无人目睹、无人知晓）的话，那么“荆柯刺秦”又当如何解释呢？这可是在众目睽睽(文武百官、宫女太监、仆人卫士)之下实施的啊！笔者没有“揪小辫子”的意思。而且恰恰相反，笔者一直认为，类似金先生的批评才是真正的学术批评，且击中了才华横溢的余先生的要害（但尽管如此，余先生依旧才华横溢）。笔者只是想借此再次重复一个妇孺皆知的简单道理：学术真理面前不仅人人平等，而且人人都有局限。批评固然可以严苛（有时甚至必须，否则达不到效果）但学术批评的目的是既为了发现“真理”，共同进步，而不是为了“咬人”，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宽容的和与人为善的。
谈到“刘说”的硬伤，笔者孤陋寡闻，至今不见什么“有力”证据，而“攻之者”的马脚反倒露出。《新京报》上的一篇短文（国学网11月14日发布）颇有代表意味，指责：“刘心武连读音都没弄懂，怎能乱解张太医药方”。文章认为，刘先生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硬将白术的“术”读成“束”（南方人不会卷舌），以便和“星宿”的“宿”（实际应读“秀”）作牵强附会的联系，作者还煞有介事地“纠正一番”，憨态可掬。笔者当时就纳闷儿，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作家，怎么会犯这等错误。急忙查阅畅销书《刘心武揭密“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71－172页），发现刘心武并没错。他说的正是吴语中“术”（音竹）与“宿”（音夙）发音相近。这里套用该作者自己的话：连“读音都没弄懂，怎能乱解”一通呢？而且，笔者个人建议这位批评者先“在家”翻一翻字典（不是《新华字典》），看看“星宿”的“宿”曾经，特别是在曹雪芹描写的那段历史时期中，可不可以也读作“夙”（音），然后再“宣讲不迟”！出处要暂时向这位先生（女士?）保密，目的是希望其“喝倒彩”（谁都会，与生俱来）的同时，也要学着尊重他人的劳动。
至于曹大师设计的“张友士”是否如刘心武先生的推测，真的“有事”，笔者不敢妄加评判。有趣的倒是，医道与国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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