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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先生也是鲁迅的推崇者、继承者，看看他对王怡的声讨吧，“知识叛徒”王怡简直罪该万死了。（详见拙作《散论批评与宽容、言传与身教》）
再看朱建国先生批评鄢烈山的用词：变节，受招安，焦大。并且，一驳，二驳、八九驳，每篇文章都已“N驳公民写作”为副标题，不容他人分说的气势远远超过毛泽东集团当年隆重推出的“九评”。
其实，鄢烈山先生一直在党报工作，从来就没有参加革命，选择不革命的“公民写作”怎么能算是变节呢？倒是执政党和官方机构可以指责鄢烈山变节，因为鄢烈山端官方的饭碗，却与官方不那么保持一致。朱建国先生指责鄢烈山变节，根本原因是因为鄢烈山没有在政治上、在写作态度上与朱建国保持高度一致。
如果鄢烈山先生以不造反、不革命作为自己的写作定位也叫变节，也不能被宽容的话，那么，沉默的、胆怯的、惟命是从的几千万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岂不都成了铁杆的、原汁原味的反革命分子？而那些主动唱赞歌的人岂不都要千刀万剐？如果是这样，和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还有什么区别？
朱建国先生批评鄢烈山时还说：“试玉要待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大有挖出了一个身边赫鲁晓夫的感慨。其实，人的行为是由环境、知识、思想、胆略、性格、道德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试玉”之说强调的是人的忠诚、忠心，是一种专制思维。民主的思维承认人的道德缺陷的普遍性，甚至承认每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根本就不用“试”，大家大体上差不多。所以民主思维不强调谁对谁忠心，而是强调相互独立，相互批评，相互制约。所以，朱建国先生的“试玉”理论也是专制思维。
做秀也好，点缀也好，阴差阳错也好，作协给鄢烈山颁奖，总是一件好事。鄢先生的人和文都是民间比较喜欢、官方比较不喜欢的存在物，向鄢先生颁奖，就算官方是做秀，也说明官方向民间做了一些妥协，也是历史的进步。鄢先生领奖并顺便发表一个“领奖词”，说几句客气话，借机发表一些官方不太喜欢但又不能发作的言论（如“告别鲁迅风”之类），应该说无伤大雅。但是，鲁迅的继承人朱建国先生却竭力声讨鄢烈山的“领奖词”。人们批评官方就是因为它不宽容，当官方在客观上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连“谢谢”都不让说，岂不是比官方更不宽容吗？岂不是比官方更官方吗？
既然推崇鲁迅的人都具有专制倾向，说明鲁迅是不能推崇的，是应当告别的。皈依基督后的余杰，对折磨过自己的警察都有了宽容之心，这更说明告别鲁迅是完全必要的。
四、“绝对不宽容假丑恶”会变成最大的假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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