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和宪政并不是同一回事。有
宪法未必有宪政，而没有成文
宪法，却可能施行真正的宪政。 成文
宪法必须转化为宪政才具有生命力，而宪政的施行则必定和一定的宪政文化相连。许多国家之所以有
宪法而无宪政，其症结乃在于不具备适当的宪政文化。有人说，民主是一种宗教； 而在民主国家，对
宪法的崇拜或许更像宗教。
宪法的意义只有在得到承认和遵从时才能显现出来，
宪法只有“活”在国民的心里，才能成为“活着的
宪法”。 在美国人心目中，
宪法是“对政府和公民同时具有神圣约束力的政治契约”，他们对
宪法的“景仰和尊崇决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诚心实意的”，“经常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 这种
宪法崇拜正是美国宪政文化的核心。自殖民地时代开始，人们就在英国宪政观念的基础上注重成文法（基本法），“赋予其几近神圣的地位”；进而形成了
宪法至上、依宪行政的观念和实践，建立了不断明晰的“合宪性”概念。在反英独立运动中，经过和英国的政治辩论和对反英合理性的阐述，这种
宪法观得到强化。在独立后各州的立宪和行宪实践中，宪政观念不断普及；而联邦
宪法的制定、讨论和批准过程，则使美国人的宪政情结更加深化。这是制宪和行宪的社会土壤。在司法审查制度确立以后，合宪性问题被不断提出和得到阐释，
宪法至上的观念得以巩固。国会立法必须合乎
宪法，行政执法必须遵循
宪法；由于
宪法在精神和理论上是以“更高法”为背景的，故合宪就是合乎“更高法”，从而体现政治的终极合理性。从这种意义上说，
宪法不单是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成为一种价值标准。这种宪政文化滋养了宪政，是宪政赖以生存和更新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