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对法院的工作比较熟悉了之后，老院长又决定我在
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到刑事审判庭工作，打好刑事审判的基础。然后就呈报地委，拟任我审判员。可是地委并不了解我，我那时只是一个复员军人，又没有文凭和专业，因此没有被批准。老院长认为是地委领导不熟悉我，就经常安排我陪同地委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同志出差。地委领导通过直接的观察，发现了我确实是一个作法院的料，在批准我当审判员之后不久，就任命我当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了。这是1982年的事情。
那时候，提拔年轻干部已经是当务之急。老院长是想把我作为人选。可是他知道，我的文凭就是一纸“文革”期间的初中毕业证书，无论如何是过不了关的。因此，在1983年得知中央党校要培训一批中级法院的领导干部时，他到高级法院要了一个名额，推荐我到了中央党校第一届司法干部培训班学习。接下来，我在7月份结业回到家乡，9月份就任命我为中级法院副院长。
回想这一切经历，我对老院长的感情能不深吗？每当我跟他说我的感激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小杨啊，这可不是纯粹的个人感情问题，而是我看中你是一个干法律的料，是一个搞法律的人。物尽其用、人尽其材，这就是一个领导干部的职责呀！话虽这样说，我和老院长的深厚感情，在当地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想一想，如果没有老院长的认人、识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一个干法律的料、搞法律的人，我怎么会有今天呢？
四
其实，老院长决不仅仅是对我一个人这样。凡是他认为有培养前途的法官，都尽可能的调到身边，尽心尽力的培养，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就说我的师傅大可吧，他现在已经作古了，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1958年他在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分到了我们地区的海龙县法院。到任之后不久，他就陷入婚姻纠纷之中，再加上学问深，有一些恃才傲物，接着又是“文革”，就被搞得一塌糊涂。
我到法院的时候，大可已经调到了中级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当审判员。1973年，军管会的审判组撤销，恢复法院建制。老院长主持中级法院工作，原来的审判组的人远远不够。老院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可。他认为大可是一个被埋没的人才，如果没有纠缠的是是非非，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他就会做出非常好的成绩、真正发挥他的学问的专长。就着样，大可被调到了中级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