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个《
集会游行示威法》，前段时间的反日游行，北京的学生没有经过批准就游行了，在天安门前集合，结果公安以没有经过批准为由不准游行；关于言论，出版、结社权，有个笑话，有人去公安机关要求成立一个“党”，进行登记，声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公安机关不置可否。这些没有法律依据，这样看来，立法任务很重，需要由法律绝对保留。《
立法法》还规定，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一定要由法律规定，处罚即现在说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我应该声明，这个事情尽了我的力气，因为我觉得对人身自由来说，对现代法制来说有两个基本的规定：第一、只能由法律规定；第二、法律规定了的，只能由法院通过判决来执行，行政机关无权决定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这是世界通例。所以我也希望《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拘留的问题可以做，但应当由公安机关向法院提起，让法院来判决。不过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看起来比较难，因为案件数量太多，法院能力有限。有一个办法，可以由行政机关来做，做完以后，如果当事人提起诉讼，可以要求其提供保证金或担保人，可以暂时不拘留等法院判完再作决定，这样看来，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面我也没有再坚持，就这样吧。
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这个比较多，大家知道收容审查制度，收容遣送本意是对进入城市乞讨等人员遣送回去，以免影响市容等。但是我想，他们真的没有生活来源才来城市乞讨的，不能只管城市而不管农村。收容遣送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后来，收容遣返成为公安机关控制流动人口、城市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个权利很容易被滥用，最后发生了这儿的孙志刚案件。《
立法法》里面有两个基本的规定：一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绝对保留，不得授权；二是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法规认为是违宪违法的，中央军委、国务院、两高可以直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其必须给予回答。所有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都有权向人大常委会提出。
北京有三个搞法律的博士告上了人大常委会，说《收容遣返规定》违反了《
立法法》的规定，是违法的行政法规，应予撤销。人大常委会正在研究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是很明智的人，要求自我纠错，马上撤销了。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
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权的规定，是中国法律的一个重大突破，
宪法的重大推进。这次出来的许可法，权利受到约束就更高了，设定许可，国务院各部委没权利，只能行政法规才能规定；地方规章可以设定临时许可，一年为止；其他规范性文件不用提了。
按照我的想法，我们总的要讨论的行政强制法，其设定权应当设的更高。因为这是用国家的武装力量、专政权力对不遵守法律的人实施强制权利，这样的事情弄多了是容易伤感情的，所以一定要慎重。
《
行政处罚法》第二个重大突破是在程序上相当完善，有了一般程序、简易程序，其他法律都可以模仿的。在一般程序里面，我们规定了专门的听政程序，我们把美国宪法等所说的“正当程序”在《
行政处罚法》里面规定了。告知、说明理由、听取意见，这是正当程序里面的几个必要步骤。而且，不遵守正当程序，行政处罚无效。特别强调了要听取意见，处罚的时候重大问题要进行听证。听证是第一次应用在中国，在起草这部法律时，费了好大的劲，很多人反对，但听证引入《
行政处罚法》是民主机制的一大胜利。《处罚法》通过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听证制度虽然是第一次引入，但是我确信，它将在中国迅速发展，事实也是如此：像《处罚法》这样的个案听证、《许可法》也规定了个案听证、立法听证、物价听政、环保听证等等，到处开花。但是我还有一个担忧，由于引进来以后，我们没有把不同的听证制度制定不同的实施程序，所以有许多事情就有问题。老百姓反映物价听证就是涨价听证，但听证程序里多数的人说不能涨价就不涨价，那就不是听证了，而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决议，成了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不是这样，听证就是听取意见。另外，听证由谁参加也是个问题，比如北京名胜古迹的涨价听证，向北京市民征求意见，北京市民赞成，结果问游客，游客说：“这是胡来，北京市民都游过了，涨价也无所谓，涨价都是针对外省人的，结果并没有听取外省人民的意见”。我建议同学们可以针对听证做课题研究，各种听证的参加人、什么叫利害相关人及听证程序等，都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