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多以无偿、互助为其特征，立法者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才键入了要物性要件
。对贷款人的利益特别地加以保护，也是无偿、互助性借款合同的必然要求。如果贷款人借钱给借款人，帮助借款人解决生产上或生活上的困难，是出于对借款人的同情和信任，那么借款人当然无权强迫对方来帮助自己。因此，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实质上是要赋予贷款人以“悔约权”――作为“有约必守”的例外，借以保护贷款人利益。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链条：无偿互助的借款合同――贷款人的利益保护的需要――反悔权――作为体现反悔权的放款的自由――要物性要件。一言以蔽之，贷款之提供除了可以引起还款义务之外，在其被设定为要物性要件时，的确还可以发挥赋予贷款人“反悔权”的作用。
然而，必须遗憾地指出，这种缜密的关系链条只停留在立法者的脑海里，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法律的文本上。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并不都是无偿的，也可以是有偿的。因为双方可以约定支付利息，只要借款的利率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意见六），就不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有偿的借款不一定没有互助性，但有偿性毕竟多与商业交易相联系，需要考虑的就不光是贷款人的利益问题，借款人的利益也需要一并顾及。这时，立法上如果继续维持要物性要件，赋予贷款人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悔约权，这肯定会挫伤借款人的信赖和期待。
即使对于无偿的借款合同来说，看似缜密的关系链条实际上也是脆弱不堪的。首先，无偿借款合同中，贷款人的利益保护从来就不是漫无边际的，因此，赋予他的反悔权就应该有相应的限制。但是，以贷款的提供作为要物性要件时，贷款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不为贷款之提供，法律上都奈何他不得，其实际的后果可能与保护的目的背道而驰。为此，可能需要通过诚信原则的具体运用，禁止贷款人出尔反尔，或者引入缔约过失，责其赔偿借款人的损害。
其次，欠缺要物性要件时，将无偿借款协议“视为”借款合同的预约，恐怕也是窒碍难行。关于将来发生借款关系的协议只是借贷的预约，而不是借款合同本身。只有将来发生借款关系的“法效意思”明确，才能认定是借贷的预约。在缺乏贷款的提供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究竟是一种好意施惠关系，还是一种法律上的特别结合关系，殊属难言。“法效意思”的有无尚且不明，径直推定其为预约，略嫌草率。即使能够视为是借款合同的预约，也仍然要面临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详见后文）。
再次，无偿借款合同的要物性和赠与合同的诺成性，立法上对于两者之间采取“区别论”的态度是非常不明智的。两种合同都是无偿的，都是财产的给予，都要涉及权利归属的改变（不过，对于赠与而言，权属改变是合同目的，对借款而言，权属改变只是手段）。两种合同的差别在于：财产是永久地给予而无需再返还（赠与），还是一时性地给予，嗣后仍需要偿还（借款）；财产利益是否限于一定数额金钱的利用；法律关系是否是继续性的。如果单单从无偿加利的角度来看，无偿借款合同甚至可以被看作是赠与合同的特殊形态。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利益保护也导向“悔约权”，但在赠与人“悔约权”的安排上，合同法并没有像自然人的借款合同那样，通过要物性要件而使之趋于一般化，而是通过任意撤回权（合同法186条）、特别撤销权（第192条、193条）以及抗辩权（第195条）等规定，做出了具体的安排。相形之下，赠与合同的有关规定不仅昭示着“反悔权”不以“要物性要件”为唯一的表达方式，而且在“反悔权”安排方面，为建立自然人间无偿借款合同与无偿性的赠与合同的“统一论”开辟了道路。如果反悔权的设计从“区别论”转向“同一论”，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借款合同的成立方面都可以统一以“诺成契约说”为基础。换言之，以金融机构为一方的借款合同与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两者之间的“区别论”将被“同一论”取代，这肯定也为自然人间有偿借款合同所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