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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法学法律学人在解释方法上是完全自由的，他根本无需拘泥于前人的做法，如果他认为某种解释方法有助于增强法学解释的说服力，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拿来"；不过，这些法律学人并不能因为其解释的法现象是过去的、或抽象的，就能想当然地得出结论，正好相反，法学解释方法的多样性更便于对研究结论的适当性进行检验。亦即，理论法学有可能容忍法律学人的想象、甚至杜撰，但也同样有可能使这些法律学人在不经意中"翻船"。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理性批判的力量。不同法学流派之间的互相挑刺、不同法律学人之间的竞技以及专事批判的法律学人的虎视眈眈，都迫使理论法学的法律学人只能一如胡适先生所谓之"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他可以采用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方法来解释法现象，但他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更不能只是猜测，他必须从法学史上或法制史上找出充足的理由来支持他。就此而言，无论是致力于法哲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以及法史学研究的理论法学法律学人，他们必须理智地收紧想象的翅膀，对法现象作最多的实证、最少的推测。
理论法学法律学人之所以不大可能曲解法现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能够相对地超脱现实。由于他们不太容易真切地感受现实法制实践那急速跳动的脉搏，因此，他们就不必匆忙地得出结论；他们远离法制实践的尘嚣，他们也就较少有被染上浮躁恶习的机会；他们的结论对实践似乎并无太大的直接影响，他们也就较少去妥协于政治压力而违心地指鹿为马。正因为如此，理论法学法律学人不必因为迫于应付实践而委曲求全，他们可以悠悠地、从容不迫地研究，坦然地、直言不讳地宣告结论。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理论法学可以不顾法制实践、为理论而理论，而是说，它更应该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去理性地、冷静地思考，为应用法学提供理论支持。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有些理论法学的法律学人所演的法学角色却恰好与之相左，他们既没做到相对地超脱于法制实践、也未做到尊重历史。他们既可能为了迎合一种时髦的政治主张而随意地剪裁、甚至歪曲历史，为政治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成了政治的帮凶；他们也很可能为了印证自己的先入为主而不负责任地乱点鸳鸯谱、胡乱剪裁法学史与法制史，甚至苦心编造历史，似乎将法学研究当作"周公解梦"；他们还可能为了标新立异、一鸣惊人，对其他学科知识实而不化、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地解释法现象，自欺欺人、以讹传讹、误人子弟。显然，理论法学的法律学人的这种角色错位，与其应持的谨慎、沉稳、扎实、求真的学术精神南辕北辙，它不仅污染了理论法学本身，更有可能要误导应用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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