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定的“私了”，亦应是“大调解”组成部分之一。
当事人自己达成和解协议，正式一些的，经法院确认盖章制作调解书。非正式一些的，不需要制作调解书，但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还有一些，当事人自己达成和解协议或和解意向，而没有法院（法官）的参与。这种情形，实践中并非罕见。虽经过官（法院）方，亦可认为没有经过官（法院）方。理解上可认为是一种官方主持下的“私了”。一般的表现形式，是以一方（特别是一审中原告）撤诉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法官却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似经过官（法院）方，又同没经过官（法院）方。
在我国，私了自古就是处理纠纷的首选方式。在古代中国，“在大多数告到衙门来的案件中，县令都会反复敦促原告和被告私了。”［19］在现代中国，告到法院的案件，如果法官来敦促“原告和被告私了”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库中甚至查不到“私了”这一词语。“前些年，人们常用一些当事人私下协商解决纠纷酿苦果的典型事例，来说明遇事不能‘私了’，要严格按法办事，即‘公了’。这种宣传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凡事都‘公了’，既违背有关的法律精神，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20］上升到法治，私了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私了的解释是“不经过司法手续而私下了结。（与“公了”相对）［21］笔者则认为，和解及某些情况下的撤诉（行政案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官方（法院）主持下的“私了”。“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私了并非一无是处，“反复敦促原告和被告私了”亦有可取之处。目前要做的工作是加强对这种“私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研究，彻底结束行政诉讼调解或和解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尴尬状态，撕下“撤诉”遮羞布下的和解或“私了”，重新定位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结束语
调解制度能在民事诉讼、刑事自诉中适用并运用得较好，相信也可以适用于我国行政诉讼并会运用得很好。调解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手段，其目的直奔“息讼”、“止争”之主题。只要调解的形式和内容不违背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在所有诉讼中确认这种替代性解决的成果，鼓励社会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可以肯定，在行政诉讼中多一种调解（特别是大调解）会比没有这种制度更好。不能怕运行中走样，而不敢采用。
行政案件调解，在现代行政法理论中找到了合理理由，又符合构建和谐社会之政治背景，调解机制的建立更是时代所需。当然，行政诉讼“大调解”之创建还需要文化、经济、政治等人文社会资源作为其背景支持，需要诉讼制度、司法制度及国家民主、宪政的完善。著名行政法学专家罗豪才教授倡导了“平衡论”并对行政法的失衡问题表现了强烈的关注，矛盾的社会提供给行政诉讼制度的土壤也并不肥沃。诉讼调解中何为自愿，如何平等协商，如何“不违法”而成功调解并能与其它行政审判方式相协调等等问题，还需要法官对事实、法律以及司法政策的深刻把握和理解。走出我国行政诉讼的困境，探明诉讼调解的出路，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据了解，
行政诉讼法修订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5年立法规划……这一‘大修稿’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将要进入正式立法程序的
行政诉讼法修订稿的‘毛坯’，里面所体现的先进的法律理念和立法精神也足以让我们欣慰。”［22］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