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穷还有谁更穷？于是每每政府会议上，官员们批评什么什么村，生产力水平低，拖了乡里的后腿，这种指责受害者的做法导致了社会计划的方向的错误：将后天从社会上获得的贫困耻辱归因于农民本身所内在的骨子里的缺陷。
常常说政府的扶贫是外因，农民本身素质的提高是关键是内因，要学科学，要掌握知识，这种过分夸大内因的农民本身的力量的政策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没有发现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乍一看，贫困似乎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来说明白：缺少足够的金钱来满足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但多少钱够呢？国际上说人均达到1000美金，整个社会就到了一个危险的时期，社会要转型了，例子是法国在路易十四的高压统治下，没有造反，单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民众开始造反，饭吃饱了，就要求更多的权利了，于是法学家们说，《
宪法》得改，《民法草案》得改，什么都得改，要赋予民众更多的权利，与时代相吻合；历史学家说，中国的农民人均达到1000美金时可能会暴动，要做好防范措施，但是他们错了，农民只要吃饱饭就不会暴动，历朝历代的起义都是一股股饥饿大军，真正地主富豪起义的又有几个？虽然无论贫困者还是富人所为的犯罪都是邪恶的，但从未有资料表明，穷人作为一个阶级比中产阶级或富人更不道德，商人的任务是赚钱，如果商人的心思不在赚钱上，那么社会学家，法学家们该真正的注意了。而不应该盯着农民那可怜巴巴的人均1000美金的遥远的梦想而死死不放。
如果说，农业税还未取消之前，政府的官员因为税收的任务问题还要经常到农村去转转，看看，催催！但当农业税一免，干部们连这份心都免操了，我认为对于江南富裕地区而言，免交的确是党和政府的一项为民工程，但是对于西北江北地区，还是保留一点的好。为什么呢？江西九江的特大洪涝灾害得到了举国的关注，一个邻乡的农民对记者竟然这么说‘为什么天灾不在这里发生呢？’问其原由，闻者心酸，老农答道：“只有天灾了，乡里的干部才会下来看看，我们一些手头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于天灾中求得问题的解决，农民也穷的够绝，所以农业税对于这些地区的人来说，还要收，但可以象征性的收一点，买些干部下基层的次数，在媒体的表扬下让他帮忙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不管怎么说，这总比农民盼望天灾来得好。
贫穷本不是农民自己的错，错就错在他们是农民，于是就被带上可爱的贫穷的帽子。
黑色是法律，白色是人情，红色是政府，灰色的是农民，四种颜色构成了社会的画卷。在黑与白之间，灰色是弥漫的，模糊的，说不清的。相对于黑色，白色，红色而言，灰色更隐蔽一些，内敛一些，它既不像黑色那样坚硬，也不像红色那样张扬，更不像白色那样纯粹，其实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灰色的，绝对的是非对错，善恶美丑黑白分明只存在于理想与童话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