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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制度不发达及由其控制的企业之庞大，使得经济和企业的低效率、管理混乱的状况极为严重，反过来又使文官制度更难以跟上制度变迁的要求。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责任及其法律效力的不确定造成的，经济责任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经济责任制首先通过对整个国家经济管理的要求，实现对经济转轨的促进。经济法和经济责任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令各种经济管理机关做到责、权、利结合，科学地分工、合作，层层制约、相互制约。对任何一个机关或其首长、工作人员，都不允许存在职责不清——有权无责或有责无权的情况。它(他)们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协调配合搞好管理，对任何越权、失职的行为都要加以追究。其中，完善的、制度化的监督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必须有一套解决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和权义纠纷的制度。这是解决众多公有财产所有权代表人、代理人和经营管理者的行为不规范及角色错位问题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可望经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起以公有主体投资经营为主导的现代中国企业制度。
毋庸置疑，政府主导的改革是由精英和技术官僚们推动的，“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正是这种改革模式的典型表现。然而，具体的市场行为并不是少数专家的冥想和设计、“精英分子”的灵感和鼓吹所能取代的，改革是无数个人和机构之“合力”过程及其结果。改革“必须辅之以社会对变革的自下而上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而通常需要人们的动机、态度、经验的深刻变化”。 经济责任制通过对公有体系中各主体的责任要求和约束，对众多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为经济体制的转轨提供了微观保证。
经济责任制的重要性还表现在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方面。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经济效益问题一直十分突出，“粗放式”、“外延式增长”始终是其重要特征。“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利用效率过低……而这里的制度原因，就是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预算，亏损了仍能生存下去，大家花国家的钱不心痛，资本损失无人承担责任，借钱可以不还”。 提高资金和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需要经济责任制的有效约束，通过经济责任制对经济利益的引导，将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效益目标切实体现在制度之中。
经济责任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律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针对我国的具体弊端提出了有效的制度约束方式，在于从根本上是基于中国的实际的，在于它是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关键和基础所在。
我国曾一度实行承包、租赁等责任制来推动国企改革，并颁布了诸多的法规。随着“责任制”进展不顺利，出现了种种弊端，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由部分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他们从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认为整个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局限于在“政府－企业”之间寻找权利的合理分配点，并将这种思路称为“行政细分法”，认为经济责任制从实践看是失败的。 我们认为，我国80年代实行“经济责任制”之不成功，问题仍是违背责任制的要求，管理不善，监督不力。国有企业的承包租赁经营，本是以契约的法律形式来落实经营者或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应能纠正主管部门、经营者或企业责权利不清的状况，而在实践中，却流于人治式的放任或“父爱”，忽视了权义设置和监督、约束；加之缺乏有效的市场环境，难以形成足够的信息对经营者的行为加以考核，以及不存在依约对所有权代表的行为施加有效法律约束的机制，因而不是法和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责任制。此后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仍不断涌现，绵延不绝，可谓对此作了很好的印证，表明经济责任制之于公有制的内在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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