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ccountability的会计学含义来看，它显然是和组织关系、两权分离、委托—代理关系相联系的，毫无疑问，这一概念的蔓延也体现了“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并且，这一责任主要是内部层级组织关系，也考虑对外部关系的负责，与说明、解释等信息上的义务是紧密融合的。
如果说，会计学上的这一含义是在私人组织中使用的，那么，近年来公共管理的发展则导致了这一责任在公共领域的扩展，并促使两个领域融合起来。
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导致了对新的责任的要求，在公用事业市场化、国有企业市场化，乃至于政府管理向第三部门的转移的国际性浪潮下。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获得公共管理职能的企业、公司、中介组织等机构的目标变得多元化，从而引起了
公司法中公共责任和法人制度的变化，公司的商业和社会伦理在发生变化 24；另一方面，则是公共管理中效率日益成为主导型的目标。这两个方面导致了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两个领域的融合，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效率的诉求。比如，“英国的新公共管理与一系列的激励是紧密相联系的，下一步行动机构的创造（Next steps）；部长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Ministers, MINIS）；财务管理激励（Financial Management Initiative, FMI）；市民章程（the Citizen’s Charter）；开放政府激励（Open government initiatitve）；市场测试等。其组成包括更多地强调‘受控的授权’（controlled delegation）；在特定现金限制内的‘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 VFM）；更强烈的消费者或者顾客导向；商业计划规划和正式合同中的代理协议；分权化的成本中心；富含业绩目标和业绩相关的薪酬；中央人事管理的废弃以及同级结构。新公共管理，既有拥护者，也有批评者，但是无论其是好是坏，其广泛推行已经提升了对公共行政的传统教条的挑战” 25。
accountability首先是伴随公共管理的发展，对行政责任的扩充。因此，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公共责任” 26。并总结，“就其内容来说，公共责任有三层意思：在行为实施之前，公共责任是一种职责（responsibility），负责任意味着具有高度的职责感和义务感—行为主体在行使权力之前就明确形式权力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在行为实施的过程中，公共责任表现为主动述职或自觉接受监督（answerability），‘受外界评判机构的控制并向其汇报、解释、说明原因、反映情况、承担义务和提供帐目’；在行为实施之后，公共责任是一种评判并对不当行为承担责任（liability）——撤销或纠正错误的行为和决策，惩罚造成失误的决策者和错误行为的执行者，并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进一步指出，公共责任可以划分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职业责任和道德责任。
然而，将这一概念翻译成为公共责任固然是反映了一个方面，但显然忽视了两个重要特性：
·主体的多元性。随着政府商事合同的大规模涌现，accountability不仅仅适用于政府机关和政府机构，也延伸到了合同相对方：自愿组织、代理机关等，甚至中间利益团体，比如英国慈善协会 27。
凯特尔指出，“不断增长的公—私联系，包括与非营利部门的社会服务之间的实体联系，导致了部门之间界限的混乱，并且导致进一步公共和私人责任（accountability）的区分困难” 28。并且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公共行政领域，基本的参与者是选举官员、行政管理者和市民，合同相对方变成了第四者”。他还引用了约翰斯顿（Johnston）的社会服务中的责任（accountability） 29，如图1所示。在经济合同中，accountability是合同双方共有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