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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注意到，江泽民在中共第十五次党代会上的这一权威性表述，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以“法治”一词来取代“法制”二字。许多“法治”论者更是为之欢呼雀跃、兴奋不已，认为此举表明了中国在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对此持保留态度。尽管我无意否认这一语词表述上的变化可能引起相关领域内的某些改变，尤其从长远看，正式表述上的变化更可能具有象征意义；但问题是，语词的改变从来不能够代替社会现实的改造，而在思想转变、理论反思、制度建构乃至社会结构的调整未取得实质性推进之前，只是改变表述方式，其意义非常有限。如果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甚而因此而放弃在思想、理论、制度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艰苦努力，这种改变的积极意义更将消失殆尽。
“中国特色”这种说法可以被看成是官方的创造物，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用来为现行政策和制度辩护的说辞，而不是一种理论反思的工具。
大体上说，在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和之后，法学界即逐渐形成了“思想保守”与“思想解放”两种观点和思想倾向的分野，这种分野在后来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中被进一步强化，且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延续至今。本文提到的前两种人与之大体对应。此外，主要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学者更愿意以“自由主义”（而不是“思想解放”）相标榜，尽管就思想倾向而言，这些“自由主义者”与所谓的“思想解放者”相当接近，其基本面貌仍然可以区分开来。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重开“法制”讨论时的历史背景、此后的政治发展状况、以及讨论参与者的个人经历等，都应当被视为重要因素。我无意在此苛责当时的学者，而只是想指出有关论争的局限性，而这对我们把这场讨论推向深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诸如此类的口号还有“科学的时代”、“权利的时代”等等。作为对一个时代的某种发展趋势的把握和概括，或者作为人们信念与追求的一种表达，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表述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这些化约式的“宏大”（Grand）表述常常掩盖甚至抹煞了许多有意味的差异和冲突，结果不仅造成思想的简单化、绝对化和理论思考的贫乏，还可能变成一种统制性和压迫性的力量。实际上，这类情形在中国近一百年的社会发展中可以说屡见不鲜。
“现代化”和“进步”是人们很少加以探究和追问的另外两个“宏大”概念。我曾在其他地方简要地讨论过“进步”这一概念，见笔者的“关于进步观念的若干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8期，1994年夏季卷。
在一般规范性意义上，意识形态一词指的是某一个人或群体并非基于纯粹知识的理由所秉持的一组信仰和价值，它们形成了一种可以用来满足此一个人或者群体利益的针对世界的特殊式样的解释。在此之外，我也在一种更加日常化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即视之为一种具有封闭特点的思想体系，其中的观念、价值、学说等往往被人视为当然，不容置疑和反思。
不久前出版的《宪政中国》一书（诸葛慕群执笔，明镜出版社，1998）集合了中国年轻一代的“立宪主义者”（即上文提到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实行宪政的基本构想。这部过于简略但仍力求系统的著作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宪政和法治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实行宪政所欲达成的基本目标、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可以动员及依赖的社会力量等，颇有助于人们对相关问题作更细致和深入的思考。然而，若从所谓的内在视角来看，应该说此书对宪政问题的内在性仍然关注不够，比如，在强调本世纪以来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宪政化、自由化和民主化运动的影响时，它对于内、外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分析得不够，而有因袭传统的“挑战──回应”模式之嫌。相应地，该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政治层面，即使涉及到“体制外”因素时也基本局限于表达政治意见的个人和团体方面，而很少注意各种非政治性的市民社会要素的发展，至于象农村社会组织和基层社会活动这类对于宪政和法治绝非不相干的重大问题，该书几乎没有涉及。在这种情形下，该书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类问题缺乏细致的分析也就是自然的了。
Aristotle,TimesItalic{Politics,1286,a9.
在法学家那里，关于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争论得异常激烈，有些人将法律与“好”的法律（“良法”、“善法”）联系在一起，因此倾向于更严格地定义法律的概念。我在这里所说的“法律”，毋宁说更接近于它在社会学上的意义。
参阅Steven J.Burton,"Particularism,Discretion,and the Rule of Law",in Ian Shapiro ed.,TimesItalic{The Rule of Law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8-201.
持这种法治观的人包括从Lon Fuller，John Rawls到Hayek，Raz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Antonin Scalia等具有不同思想、经验背景和学术传承的学者。参阅Steven J.Burton的文章，出处同上。
对这两种法治理论的一般性介绍，参见周天玮的“法治的理念”，载于周天玮的《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
Randall Peerenboom在其新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当代法治问题的文章里，也采用了形式的法治理论，其理由主要是，在跨文化研究中，形式的法治理论可以提供最大公约数。详见Randall Peerenboom, "Ruling the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Law",in TimesItalic {Cultural Dynamics 11(3,1999):31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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