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有鉴于此，我们对法律在纸面上的“独立”，它的各色装扮即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应保持警觉和适当距离。否则就难以观察法律的全貌，清醒地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换言之，我们在校期间学习的其实有两类知识：一类是教科书上用法条术语和学说搭造的知识，包括司法推理；另一类，是课堂外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的与前者格格不入的经验，以及为揭露事物真相所需的怀疑、反思与批判能力。显然，这两类知识都是法律人应当掌握的。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后一类知识还普遍不受重视。当然，这也是政法体制的一种设计。
所以第四，我希望同学们多做社会调查。我们念法律，接受学术训练，求职谋生学术兴趣之外，无非是为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公民、法人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一些纠纷，包括国家法律所涵盖不了的一部分社会矛盾。多做社会调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看清法律的全貌，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社会调查可以是一手的，也可以是二手或结合文本解读的，视问题类型、资金条件及对象范围而定。但无论取什么方式，必须注重事实和数据的收集、分析。这就有一个立场方法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清华大学王亚新教授关于民事诉讼改革的调查。
王教授的法社会学研究是开拓性的。他有一篇文章论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4.1实施)对民事一审程序的影响，发表在《北大法律评论》，我推荐大家细读。他于实施前后，在全国各地选了两组法院做调研。问卷中有一道题，问如何看待和运用新的举证规则，受访法官可选择答案：(1)如果当事人不能继续举证，即使案件关键事实不清也应判不能举证者败诉；(2)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胜负的方法应尽量避免；(3)不应按照举证责任来决定当事人谁胜谁负；(4)其他。
比较两次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选择答案(1)即肯定新举证规则的人数居多，约占七成，后一次比前一次少2%；而选择否定性答案(2)和(3)的，下降了5%；但取保留态度或不愿说明(4)的，则上升了13%。
两次结果看似相近，肯定和否定的人数百分比都略有下降，但答案(4)大幅上升，如何解释？普通外行的习惯，见了统计数字就急于评价，设法推出一个大而合意的结论。但作者认为：除开两组法院本身可能存在的差异，上述变化也许可用两种矛盾的假说来解释。一是举证责任分配可以决定胜负的观念，已逐渐向审判实务渗透，为多数法官所理解与认同(所以肯定者稳居七成)。二是相反，因为第一次调研正逢《规定》发布不久，学界大力鼓吹之时，法官可能“不假思索”就表示接受(或反对)。而实施后，随着运用中出现问题和困难，便产生疑虑，有所保留了(王亚新，页20)。这是把两组数据加以限定后，审慎考察得出的假说；虽无定论，却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