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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参见《政治学》，第7页以下），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参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以下），又如圣奥古斯丁的两个城市的学说。
〔7〕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伯克（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5页以下）。萨维尼也曾指出， “一切‘所有权’都是因‘时效’而成熟的‘它主占有’”（转引自梅因《古代法》，第 144页）。
〔8〕参见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A Touchstone Book，197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
〔9〕例如，哥白尼由于顾忌日心说与教会传统说法的矛盾， 一直等到去世那年才出版他的著作，并且采取了两个保护性措施。其一是说他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事实；其二是他将此书题献给了罗马教皇，从教皇那儿获得了一种“保护色”（参见Russell，A Historyof Western Philosophy，p. 526）。因此， 日心说直到伽里略那里才真正引起了教会各派的谴责，包括主张宗教改革的各位思想家。但是，伽里略所反对的也并不是基督教神学，而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体论传统（参见德雷克《伽里略》，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牛顿尽管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也在他的宇宙中给上帝留下了一个位置。
〔10〕例如，当路德听说了日心说以后，大为震惊，说：这位傻瓜想把整个天文科学颠倒过来！神圣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命令太阳稳定不动，而地球要运转。加尔文也愤怒地问：谁胆敢把哥白尼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
〔11〕有关16至18世纪自然科学世界观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影响，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参见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 527。
〔13〕关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参见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第二编，孔祥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及其对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参见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15〕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7页以下。
〔17〕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6—397页。
〔18〕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7页。
〔19〕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0〕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62页以下。
〔21〕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47—448页。
〔2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8—390页（“近代专制主义”一节）。
〔23〕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必须依赖于理论的证明。他认为，近代国家秩序的合法性证明是用一种科学自然律的论证手段代替了传统的神学论证和本体论论证的策略（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0页）。
〔24〕例如，在1610年出版的《新大西洋岛》这本被称之为“乌托邦”的小说中，培根（1561—1626 ）描述了一个理想国。 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幻想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有制国家，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国家统一组织生产，产品归公，按需分配；贤人治国、政教合一；同时实行基于优生学原则的婚姻制度以及普遍的义务教育。哈林顿（1611—1677）于1656年出版了题为《大洋国》的政治小说，以大量虚构的细节描写了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温斯坦莱（1609—1652）在1652年出版的《自由法》中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制造成的罪恶，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宣传了原始平等的共产主义思想。然而，最早的且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也许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在实践上，我们还可以看见加尔文在日内瓦参与建立的那种强调理性化的神权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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