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边缘人眼中的法理学-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3，法理学价值的有限性
　　即使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法理学，其价值也是有限的。在简单的、典型的法律案件中，一般不需要有法理学，有了先例或者成文法，法官“依法办事”就可以了，在我接触到的材料中，州审判法院（基层法院）中往往就是这样，让基层法官以“法理学”观点和方法来处理法律问题，要么是“拿大炮打苍蝇”，要么是“让骆驼钻针眼”。而在复杂的和疑难的案件中，比如州最高法院或者联邦上诉法院中（当然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往往要用到法理学，典型的是汉德法官和去联邦最高法院之前的卡多佐，也许波斯纳也算一个。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种法理学是有其价值的，但是也还困难重重。
　　其一，法律的理论永远与法律实践有距离。法律的理论不能够得出惟一的法律结论。
　　我假想这样一个案件，赵钱孙教授是人民大学法理学的顶尖高手，他与人民大学有为期三年的劳动协议（实际上，此类合同没有期限，人事关系不动的话，也许是终身为人大做贡献）。北大需要一个法理的顶级教授。引诱赵教授到北大就职，许诺高薪高职，赵教授在第二年单方终止了与人大的劳动合同，到北大当了教授。人民大学把赵教授和北大告上了法庭，既然赵教授与人大有三年的劳动合同，人大就对赵教授的“三年劳动”享有权利。因此，要求赵教授实际履行合同义务，不得离开人大。赵教授称，他不是人大的奴隶，应该对自己的劳动有自主支配的权利，违反了合同，他可以赔偿人大的损失，但是他可以离开人大。
　　法理学对此案件会有什么帮助？帮助是有的，但是法理学分析会碰到困难。假定法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被认为是19世纪法律的主导法理学），他以自由主义的理论判定这个案件，结果会如何？原告被告双方都能够从自由主义理论中找到自己的根据。从人民大学的角度来说，合同是个人意志的表示，既然合同已经签署，它就有了法律的效力，合同实际履行是自霍布斯以来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其自然法第三条就是要履行契约。赵教授说，虽然有三年的合同，但是，他的劳动不能够说属于人大，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享有自主的权利。他违反了合同，应该补偿人大，但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解除合同，因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之一，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人身和财产，这是洛克明确说过的。
　　仅仅从自由主义得不出明确的结论，因为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如果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就没有权利的存在，因为他人也有同样的权利。按照康德的话说，权利是双方当事人意志相互协调之条件的总合，在尊重自己的时候也要尊重他人。按照密尔的说法，只要不侵犯他人，这个人就有最大的权利。拿肯尼迪的话来说，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同时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融合。用这种自由主义来分析案件，得不出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