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不能随意把批评行为界定为文革行为，也不能擅自把尖刻语言风格界定为文革风格。其实，批评文章的撰写也会因为作者的性格、文风不同而有所差别。批评文章使用一些犀利、辛辣的语言是批评本身的需要，也是文章写作目的的要求，只要把握住不刻意去伤及被批评者人“人格”这一批评作风，那么，从批评者词汇储备中调出一些尖锐点、犀利点的词语，都应该是允许的。况且在很多情况下，批评者运用的批评风格与被批评者的行径之恶劣程度往往与成正比。事实上，不假思索地把批评者骂为“文革遗风”的思维才更像是一种“文革思维”。
　　最后，批评问题仅仅可能是提出问题，有的再分析问题，还有的可能会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一些批评是属于“提出问题型”的，这种批评文章未必同时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为并非所有的批评者都同时做好了分析成因和提出对策的思想准备，有时侯可能仅仅是“发现了问题”，那么，批评文章中就自然不会牵涉或者过多牵涉成因分析和对策研究。更何况发现了问题能够敢于公开提出来，这本身已是难能可贵。同时，旁观者一定要不能忽视学者和官府的职能定位之区别：学者的主要责任在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建议，真正去出台改革决策的行动者是官府。如果要求学者既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还要去以实际行动解决问题，是很可笑的一种伪社会学思维方式。当然，学者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时，必须要讲良心、讲社会责任，否则这种不讲社会责任的行为就会成为新一轮被批判的对象了。
　　　　　五、为了思想尊严，把批评进行到底
　　为了思想尊严，我主张每一个有着人类普遍道德情感和社会良知、社会责任的人，都应时不我待地密切观察周围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只要发现了一些为人类普遍道德情感和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所不能容忍的问题，就有义务在法律和道德规则框架内，理性地放大胆子及时捅露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或者躲在屋子里呻吟“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为了思想尊严，我主张观点不同者也可以为伍。批评事件发生后，在讨论人之间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一个成熟理智的讨论者是不会因为观点不同而产生对“人”的某种偏见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
　　为了思想尊严，我主张在一些有确实争议的问题上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只要有时间、只要有意愿。这不是一种抓住细枝末节的纠缠情绪，而是一种对事实、对真理的探索精神。这不仅有利于批评者挺直腰杆，检验自己的思想尊严价值，而且也有利于让被批评者处于一个更公平的舆论环境。这就要求批评者和讨论者“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为了思想的尊严，我主张对批评者也要进行反批评。批评者也要有经受被批评的勇气，而不能一遇到反批评就灰心气馁，甚至对反批评者出言不逊。因为尊重了反批评者的批评权利，也就是尊重了反批评者的思想独立和思想自由，从而维护了思想尊严。更何况有时侯批评者的批评权利也可能出现滥用的情形，允许反批评，也正是给批评者提供了一个检索自己批评权利行使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机会，有利于今后为更理性的批评。所以，正如周杰伦在《斗牛》中所唱：“有什么不妥，有话就直说，别窝在角落，不爽就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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