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人们有理由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控制犯罪是社会的责任，警察只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一部分（5）。虽然库兹涅茨提出了转型时期社会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理论，但是，他也认为，现实中有一些因素能够抵消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从而使收入不平等的状况由恶化向逐步缓和转变。他首先提到的，就是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如遗产税、累进所得税制和救济法的实施（6）。推而广之，如果社会政策到位的话，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上升势头也是有可能平抑或遏制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没能够做到这一点。
　　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仅出现社会治理效能不足、赶不上社会问题产生的局面，而且还出现了治理效能一度出现下降的情况。
　　从体制背景看，由于中国快速引进了市场机制，特别是国外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等进入中国，涌现出一大批高收入阶层。受国家财政方面的原因，社会问题治理的主要力量----国家官员队伍包括执法司法队伍却长时间陷于相对低薪状态，造成普遍的激励不足和队伍腐败，优秀人才大量流失，大大影响了执法队伍的效能。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美国进入工业革命高潮阶段时也曾出现，形成所谓“二流政府”的局面。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国面临的情况只能更严重。
　　当社会矛盾纠纷处于快速上升而治理能力却未能及时有效提升，甚至出现下降的局面时，如果用图表表示的话，两种曲线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差距，表明相当数量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有效治理。
　　
　　矛盾纠纷
　　
　　　　　左半侧：纠纷上升　　 拐点　　　 右半侧：纠纷下降　
　　　　　　　A点　 ●
　　　　　B点 ●
　　　　　　 社会治理曲线
　　　　　　　　　　　 社会问题曲线
　　　　　　　　　　　　　　 时间进程
　　　 80年代前　　当前　　 2010至2020年　　　　 （2050年左右）
　　　　　　非和谐秩序阶段　　 矛盾高峰期　　　　 和谐秩序阶段
　　　　图3　　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曲线与治理曲线叠加的示意图（注意：社会问题曲线与治旦曲线之间的空白处即A、B两点之间的距离表示一些问题未得到有效治理的程度）
　　
　　此外，有法律无秩序的另一个原因，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与立法本身的情况有关。立法上导致法律不能良好实施的因素很多，比如立法过于向强势集团的利益倾斜，忽视了社会民众。立法部门之间的利益纷争，使得立法打架现象很多。这些问题，许多专家已经说得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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