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政策和经济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资本主义的民主运动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法律和政治的分野，这种价值观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公法学者，他们孜孜以求地努力实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文官系统中的政务官和常务官的划分，司法权的独立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结出的硕果。然而，20世纪对公法学者观念的最大否定就是国家这个利维坦越来越庞大，触角越来越多，越来越“行政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越来越频繁、深化和细化，其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法律被政策充斥了，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政策越来越像法律了。
著名学者谢怀栻说，一个国家的民法典可以在百年内基本不变，经济法就不可能这样。的确，不能审时度势就意味着经济法的死亡。我国的增值税退税，从开始的全部退税，到降低到13%，再到7%，是为了减少骗税——当然为了这种目的而这样做是不合理的，而到了需要促进出口的时候，又改了回去。这种“朝令夕改”在传统法律体系内是“乱弹琴”，但在经济法的领域内，这太常见了。研究
公司法的人，如果紧紧抱着法律条文，不去关注证监会每年颁布的各种各样的办法、通知、条例，那只能说明他在对一个实际部门做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思考。
之所以会出现公法私法化，以及政府调整经济手段的不断丰富和多样，是和经济法的第三个特性紧密相联系的。经济法“经济”特性决定了政府调整经济的方式必须吻合经济自身所具有的规律。
社会的经济生活发展是一个客观、自然的历程，任何阻碍其发展的因素都会被突破，当某种经济领域没有规则的时候，就会存在不规范的行为、欺诈、机会主义行为等等，随后，由于长期的博奕，就会形成惯例——惯例和法律规则的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并且受到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实力、势力的影响，尽管法律中也存在这一问题。因此，经济法必须尊重这种符合经济规律和经济特性的规则，同时要矫正由于地位、势力和实力不平等所带来的不公正。
不仅如此，对许多新兴的经济领域，没有政府就不会发展起来，尤其是改革中的中国，股市、期货等领域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出现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必然会存在投机、机会主义行为、寻租行为等不规范的行为，政府必须来“堵漏子”，但是如同“鲧”那样治水是不行的，政府必须掌握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换言之，政府必须比投机者、骗子、小偷、抢劫者更为聪明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