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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类司法证明的历史可以说是沿袭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最早是由大家认可的权威，比如酋长和长老进行各种纠纷的裁断，但是这种出于“人”的权威慢慢受到了挑战，于是神明裁判得以产生，人们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万能的神能对世事明察秋毫；而在认识到了神明裁判的荒谬以后，人们又将是非的裁判重新交给了人（法官），同时实行证据法定主义以防止法官滥用权力、维护中央集权和全国法令的统一，但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法官为求形式上符合证据标准而实行刑讯逼供等弊端，于是自由心证应运而生。
汪：我们同样也可以概括说，近代证据制度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自由心证由绝对走向相对的历史。传统自由心证实质上是一种秘密心证，只公开审判结果，而现代自由心证则要求过程、结果以及理由的公开，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说明根据现有证据所作出的事实认定的理由；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直接规定了一定证据的证明力，比如关于口供必须有补强证据才能定罪。
自由心证的确立还标志着司法具有了权威性与独立性。法官根据自己的内心确信断案，谁也免不了判错案，但为什么百姓从理念上还是服从这些判决呢？这就显示了司法的权威性。同时，法官为了保持独立性，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公众隔离，需要刻意制造一种孤家寡人状态，因为司法的权威一定来源于权威的司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官在庭审时必须穿法袍。
对于我国的证明标准，通说是“证据确实、充分”。多年来，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一直没有什么好名声，甚至将其定性为“镇压百姓，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现在，自由心证基本上已经正名，但由于一般情况下证据法定主义的正当性要强于自由心证，我国又存在要不要制定证据规则的争议。我们在起草证据法的时候，对于两个证据相互矛盾应该如何处理、书证的证明力是否一定大于证人证言、要不要规定最低指控证据标准等等问题，争议特别大。我是不主张作这些规定的，证据判断是一种自由领域，不应当纳入法律的范畴。况且，能够穷尽一切社会现实的证据规则是制定不出来的。
■罗伯特案为什么会判刑事无罪民事赔偿
何：回到罗伯特这一案件，如果让两位分别作为该案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法官，你们会如何作出判决呢？
汪：在下结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认识一下法官的角色。第一，法官是被说服者，不是亲历者。案件事实不可逆转，犹如一个被打碎的花瓶，控辩一方谁能通过辩论最大限度地将花瓶还原，法官就应该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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