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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在国际反腐败的实践中，“有效预防必须先过惩治关”的反腐理念在一些国家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例如，法国和德国通过制定和实施《反腐败法》，可操作性非常强，如对贪污受贿者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给予经济处罚，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必须负赔偿责任；再如，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的口号，决心扫除“黑金政治”，该国通过《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对任何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和官职多高，一旦触犯法律，一样被告上法庭、定罪判刑。如此等等，都是借助立法资源惩治腐败的成功典范。
在现阶段坚持“有效预防必须先过惩治关”的反腐理念，就必须首先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出发，严格按照现行反腐法律惩治腐败，对于腐败分子做到抓住一个，惩治一个，说一不二，尤其对于那些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腐败分子，在定罪和量刑上绝不能随意“打折优惠”，否则就会让法律的权威性在人们的心目中大打折扣。其次，还必须做到惩治的周全性，即要真正发挥惩治本身的威慑力，而不能让腐败分子觉得“不痛不痒”。据此，应该在《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借鉴其先进规则，对我国现行相关反腐法律、法规作出科学调整。如《反腐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因腐败行为受到损害的实体或个人有权获得赔偿。而我国目前基本上还没有受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引起的损害提起赔偿的诉讼，所以今后应当按照公约要求，通过“变法”作出相应调整。再次，还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对可以量化操作的腐败犯罪之外延作出相应的调整。比如，《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贿赂犯罪中的“不正当好处”，则具有开放性，而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罪则与收受财物有关，因此，应解放立法思想，对相关腐败型犯罪作出符合现实要求的修改。只有这样，“惩治关”才能会收到预期效果。当然，坚持“有效预防必须先过惩治关”的反腐理念，也要防止过于重视现实惩治作用而忽略长远预防的错误倾向，毕竟反腐工程既要“治”，也要“防”，防治结合，而不能因噎废食。
2005年12月9日凌晨于上海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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