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破除传统冲突规则之后兴起的各种学说虽为各州公共利益的实现和公平解决纠纷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第一，纯为“方法”的诸种学说运用于司法实践，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容易造成法官在选择法律上的擅断，致使实体法上公正目标的求得大打折扣；第二，这些灵活的现代方法在实际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恋家情结”(homeward trend)，即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以致损害了内外国法的平等地位；第三，这些方法一味追求以“政策定向”解决法律冲突，使得法律选择过于灵活，再加上各种方法五花八门，新方法层出不穷。[4] 这就使得法律选择的稳定性、连续性、统一性及可预见性荡然无存，而且其分析过程的复杂也使得法官不堪重负。
　　随着上述缺陷的日渐显露以及面对不断遭到美国司法实践冷落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检讨纯为法律选择“方法”的新学说，并开始逐步认同传统冲突规则在解决法律冲突中的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这种理论上的转型导致了80年代以来传统冲突规则在美国“回归”倾向的出现。具体的回归途径，大致包括将传统冲突规则与现代灵活的法律选择方法的结合以及现代法律选择方法的定型化即现代冲突规则的兴起两种。[5] 前者如里斯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后者则以克雷默的“政策选择规则说”(Policy-Selecting Rules)和桑德勒的“选择法律的规则说”(Rules of Choice of Law)为代表。由于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复合诉讼规程最终建议草案》(Proposed Final Draft of Complex Litigation Project）在其第六章明示的将现代“方法”与传统“规则”进行折衷的法律选择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冲突法理论晚近发展的一大趋势，[6] 所以本文即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核心进行评释，以期能够折射出“美国冲突法革命”的“变革——反思——回归”的发展路径。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产生、内容与特征
　　一般认为，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产生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有二：一是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另一则是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萨维尼从普遍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应适用的法律，只应是各该涉外民事关系依其本身性质固有的“本座”所在地方的法律。他绕过法则区别说学者们喋喋不休的法律的域内域外效力问题，而主张平等地看待内外国法律，以便达到以下目的，即不管案件在什么地方受理，均能适用同一个法律，得到一致的判决。萨维尼建立这一理论的根据是，他认为应该承认存在着一个“相互交往的国家的国际社会”，并且存在着世界各国普遍通用的各种冲突规范。因为在他看来，内外国法律既然是平等的，而每一法律按其本身的性质必定有其本座，只要找出法律关系的本座在哪个国家，就可径自适用这个国家的法律，大可不必计较这个法律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7] 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纽约州法院法官富德在“奥顿诉奥顿”（Auten V． Auten）案中提出了“重力中心”和“关系聚集地”的概念，建立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雏型。1964年，纽约州法院对巴布科克诉杰克逊”（Babcock V．Jackson）案所作的判决，则完全是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依据。受上述司法判例的影响，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正式确立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从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采用了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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