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始,秩序与正义就是法律所关注的两个基本价值。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秩序,换言之,人类社会只能在秩序中存在。因此,秩序成为法学们首先所关注的。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法律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建立秩序而言,主要防止的是两种倾向。一种是个人与组织的不可控制的冲动,做出有损于他人的行为。一种是权力的为所欲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制权力行使的一种限制。为了防止具有为数众多而又相互抵触的意志的无政府状态,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力;为了防止一个专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统治当局的权力,它通过将规则引入私人交往以及正义过程之中而建立起秩序状态。一个完整与发达的法律制度,对于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这两种然相对的形式来讲,是处于等距离的位置。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私法制度,它就可以试图划定私人和私人群体的范围;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公法制度,它就可以努力限定与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以防止或救济对应予保障的私人权益领域的不恰当侵损,以预防随意暴政统治。
但是,秩序本身并不包含着价值。因为,秩序概念所涉及的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社会生活的实质和质量。它所关心的是一个群体或政治社会是否采纳某些规则与行为标准,通过此,将社会生活纳入到某些模式或结构,采纳某些规则或行为标准,并不足以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生活方式。因此,在所谓的秩序中,人们既可能感受到公平,也可能感受到强制、专横。古希腊、罗马的法学家们以其天才的法学才能开始探讨公平、正义问题。从哲学的理论高度上来看,思想家们与法学家们在许多世纪中已提出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不尽一致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观念。从社会秩序和实用主义高度上来看,人们也已经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人们似乎并未取得一个一致的结论,但这并不等于人类社会对正义的追求毫无价值。公平、正义是一个实用的目标,每一种社会都存在每一种社会的公平、正义观,但公平、正义更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正义具有相对性,也具有绝对性。人们试图过一种秩序生活,为此人们选择了法律,人们更试图过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为此人们选择了公平正义作为法律内在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文明到今天的程度,皆受惠于此。
秩序和正义只不过是法学观察分析社会问题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方面。由这一点出发,形成了一套法学的思维方式。秩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探讨秩序就离不开人。法既生于人群之中,且用以调整人际间关系,靠人之行为体现和维持,自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脱离人,人的欲望、人的利益、人的理性和人的情感。秩序之于人不过是一种生存状态。因为秩序是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安排,在这种安排中,确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人的欲望、人的利益、人的情感,以这种结构性安排为依归。人们以“主体性”来概括这种结构性安排中人的社会地位状况。因此,人之于法律上的意义在于主体性,法学上所关注的是人是否能作为一个、以及能作为一个怎样的主体存在。能否作为主体对秩序的形成及形成何种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如奴隶制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中的奴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人否认奴隶在生理上是一个人,但在法律上,奴隶则不成其为人,它不过是奴隶主的一个物件,可以像其他财产一样任意处分。从主体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将改革前的社会结构概括为主体一元化的社会结构。虽然中国有着几亿人口,他们不仅是生理上的人,而且有着自己的生活,但是在以往的社会结构中,他们却不具有主体资格。因为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使其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国家控制了各种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分配,因而难以获得独立于国家的独立人格,而是依附于国家存在的物件。国家是一个主体,至于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甚至包括公民个人,不过是国家这个主体的组成部分,就像人之五官、四肢一样,其本身并不成其为独立的人格。这其中或许包含着体制僵化、效率低下这些传统体制的深刻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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