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之所以选择社会结构的变迁的角度作为法学角度来观察分析的聚集之点，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中国几十年的自我封闭状态。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变化并不在于经济上已达到的发展水平，而在于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变。这是因为，改革前中国的落后并不单单在于经济发展起点低，更在于社会结构的僵化。而且，体制问题恰恰是造成经济不发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后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体制变革所释放出来的活力所实现的，换言之，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体制的变化，而不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言之，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八十年代社会结构分化的导因，那么，更深层的内因则是来自于制度性的变革（如，改革后国家实行了扶助个体户的政策，允许国营企业职工自由流动的政策，等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改革后的中国意义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伴随着改革的发展，社会正在发生着一场重大的社会结构转型。在这一转型期间，形成了特有的社会结构类型。其中既包含了改革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同样蕴含了对未来社会发展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它不仅仅提供了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依托形式，而且直接涉及到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成员的位置分配以及社会整体的整合方式。总之，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迁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它包含着十分重要的社会结构分化、重新组合等方面的内容，因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学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确包含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理论内容。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利益群体”这一概念一度成为从政府到学术界的时髦名词。人们普遍认为，改革导致了广泛的社会流动，产生了利益群体的分化。社会分化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利益群体这一概念进而与社会分层相联系，许多人将其认定为中国正在出现阶层化的佐证。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社会分层研究热。姑且不论社会分层是否成立，单就这种现象已经说明，改革的深入发展，要求人们扩展研究的领域，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关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预言，九十年代应是社会学的天下。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在每天都能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或大或小的变化。我们周围的世界陌生的置身于其中的人都难以理解。当你遇到新的事物准备稍加思索的时候，它已擦身而过，或被什么其他新的事物所取代。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置身于改革中的人们不能不思索。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追溯浪潮的源头有时比追赶浪潮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浪潮的源头，就很难把握浪潮本身以及它会冲向何方。其实，拨开现实本身所笼罩的层层迷雾，中国正发生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中国人回溯几千年历史都不曾见过的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改革的阵痛中诞生。理性社会的建立来自于理性的改革。我们只有把握住变革的实质，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因为，人世间的道路千条万条，改革并没有规定的途径，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但我总怀疑，历史是否还允许我们犯错误，虽然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机会，历史是不会错爱屡次失去机会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