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毫无疑问，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社会结构从总体上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乡、体制内外的双二元结构。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被人为地分离隔绝为两个世界。城市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国家对城市居民提供各种保障，如居民主副食品的凭票供应制度，单位中的集体福利待遇制度；乡村则实行人民公社这一集体公有制度，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城乡分离开来。改革以来，城乡界限仍然存在，但是由于体制内外这一结构因素的出现，它不仅使传统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而且也对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产生冲击，使其已不同于已往的城乡二元结构。例如，农民仍居住在农村，但他可以入厂打工或进城经商，大批的城市“边缘群体” 的出现便是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显著特征。
　　变化之二是，社会结构的分化。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社会结构因子呈现同一化的特征，虽然我们建立了各种组织，如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但这些结构因子是同质的，都隶属于某个国家机关，都有行政级别，实质上早被同一化为行政组织。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因子出现异质化的取向，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逐步分化，脱离行政隶属系统，还其于本来面目，特别是在体制外新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结构因子，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三资企业、自由职业者等，他们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却生活于社会结构之中，从而使社会结构呈现多元化的景像。
　　变化之三是各社会结构因子相互之间关系的改变。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各社会结构因子相互之间很少发生联系，即使发生联系，也是基于主管者的命令。我们与其将其视为联系，不如视为执行命令更为妥当，因为这里没有自觉自愿，存在的只有被动服从。改革以来，随着市场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因子之间的横向联系逐步增多，这种联系不是基于上级命令，而是由于利益需要，因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也由于改革造就的社会主体身份地位变化，在市场交易中，各结构因子之间是以平等的主体地位出现，并平等地进行交易。
　　总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我们的面前展现。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究竟社会结构发生了何种结构变迁呢？这些社会结构变迁的意义何在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社会结构变迁呢？改革的实践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中国改革的实践也需要理论研究者回应这种挑战。一个不重视理论研究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一个不重视理论研究的民族，也注定会陷入不断为现实灾难的纠缠之中而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