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赢得选举之后，人大代表的民主职能还必须获得充分的制度保障。为了保证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活动，国家应该为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统一提供比较充足的活动经费。为了保证人大代表的素质和活动时间，应该尽快实现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否则，人大代表的立法活动必然受到根本限制。只有完善人大选举制度并实现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人大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通过预算决定国家基本政策的导向，并有效监督行政。
二、 转变司法职能
中国人大不仅掌握着传统议会的立法职能，而且还是
宪法与法律的最高解释者。
宪法第
67条明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宪法和法律，并监督
宪法的实施。虽然
宪法和《
立法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解释地方性法规的职权，但这项职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例如在2003年发生在洛阳中级法院的李惠娟事件中，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就行使了解释地方性法规的权力，明确宣布法院对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解释有误。[5]
尽管中国
宪法没有接受分权原则，因而由人大行使司法解释职能在理论上似乎并无不可，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立法机构“越俎代庖”的做法将产生很多问题。由于人大的职业化程度不高，目前完成立法本职工作尚存在许多困难，因而更不可能及时做好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司法解释工作。人大常委会的专业化程度也许高于普通人大代表，但大多数人大常委会委员会也是兼职成员，因而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仅在很少的场合下解释
宪法和法律。即使人大代表有足够时间从事法律解释工作，也不能保证它能比专职司法机构做得更好。李惠娟事件表明，人大或其常委会也同样有可能滥用自己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