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确信，无人会因我放言批评法律而认为在下对法律出言不逊大不敬。我将法律，尤其是吾人之法律体系，尊崇为人类心智最为超卓伟大之产物。无人比我更为清楚，无数伟大的心智为其增益、完善而殚精竭虑，然而，即便是其中最为伟大者，与博大卓然之全部人类法律存在本身相比，亦属微不足道。究极而言，人们之所以尊崇法律，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但它不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梦，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即便对于自己所敬畏之物事，人们亦可批评。法律是我生命所奉献之志业，如果本人未曾践履愚所当肩负之完善法律之命，而且，当我已然感知到在我看来其之未来理想状态时，却又犹疑不决，没有将其明谕于人并竭诚促其前进，那么，愚对其诚敬与奉献之心却并未减损丝毫。
或许，对于揭示历史研究在睿智的法律研究中所必然具有的作用——正如其刻下之状况，吾言已足。在本法学院和剑桥大学的教学中，可以说，情形尚称人意。本院比格洛（Bigelow）先生、剑桥的艾莫斯（Ames）先生和塞耶（Thayer）先生，均作出了人们不会忘怀的重要贡献。而在英国，弗尼德里克·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和梅特兰先生（Maitland）近年来对于早期英国法的研究，赋予该课题以几乎令人着迷的魅力。吾人必须对怀古主义所隐藏的危险心怀怵惕，而且必须牢记，对于吾人之目的而言，对于历史之深怀兴味，原旨在接引历史之光以烛照当下现实。对于历史在解释“主义”（dogma）中的作用将会微乎其微的那个时刻的到来，余翘首以待。我们不应去进行什么文过饰非、投机取巧的研究，相反，应将精力用来探究应予追求之目的与如此追求之理由。作为迈向这一理想的一个步骤，在我看来，每一法律从业者都应努力懂得经济学。目前，政治经济学各学派与法律的分离状况，鄙意以为，恰恰证明了还有多少进步有待于哲学研究去奋取。的确，就刻下的政治经济学而言，再一次地，我们碰到了更多的历史问题，但是，正是在此，我们被要求去考量和衡估立法的目的、其实现的手段和成本。吾人懂得，保全大体，必舍弃枝节；吾人还蒙训示，失之东隅，必收之桑榆；而且，吾人还明白，吾人之所行，即吾人之所择。
还有一项研究，时常为实务家们所诟病，然而我却欲赞一辞，尽管我亦知多少杂碎污秽假其名而行之。吾意即指被称之为法理学之研究。在我看来，法理学即法律中之最具概括而一般状态之部分（law in its most generalized part）。虽然英语中所使用的法理学这一名称乃在指称最为普遍的规则和最为基本的范畴，然而，每一从一起案例中归纳出一条规则的努力，亦即法理学之努力。一个伟大的法律从业者的标志，即在于他懂得应用最为普遍的规则。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伏蒙特州的一名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一位农人向他状告有人打破了他的奶桶。该法官沉思有顷，然后说道，经查考立法，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奶桶的规定，遂判被告胜诉。同样的心态，在我们所有的法案汇编和教科书中亦均表露无遗。对于契约法或侵权法中基本规则的应用，局限于有关以铁路公司或电报公司为题的问题中，或者，在有关诸如航运法或衡平法等传统法律分科的众多论著中加以讨论，或者，汇集于任何被认为对于类如商法（Mercantile Law）这样的实践性心灵似乎颇具吸引力的标题下。既在法律领域起居，则必得要成为法律之行家里手，而成为法律之行家里手则意味着必得看穿各路喧嚣，撇开诸种枝蔓，而廓然憬悟于预言（prophecy）之真正基础所在。职是之故，对于你所使用的法律、权利、义务、恶意、故意、过失、所有权和占有等等术语，究竟所指谓何，须有明晰确切之界定。就我记忆所及的案例来看，诸最高层级的法院对于其中一些问题似乎多无清晰的理念，因而举措失当。其之重要，我已言明。倘求进而伸论，则不妨阅读詹姆斯·斯蒂芬爵士《
刑法》有关财物占有问题之附录，再进而阅读波洛克和莱特（Wright）启人思绪之著述。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并非唯一之作者，其试图分析法的理念，而此试图却着力于追索一切制度之本质，而非对于其中一项作出精审的剖析，以致进退失据，昭昭昏昏。奥斯丁病在对于英国法所知甚少。然而，追步奥斯丁及其前驱之霍布斯与边沁，其杰出之后继者霍兰（Holland）与波洛克，依然有其实践意义。弗里德尼克·波洛克爵士的那本可爱的近著，一如其之所有作品，措辞精审，立意高远，全无诸罗马模式的不当影响。
长辈对于年轻人的忠告，极易象一个开列了百本最佳书籍的书单一样，不切实际，虚幻得很。至少，在我年轻时，我所得到的即是这样的劝告，我为所有这些虚幻不切实际的忠告而着迷，而选择听从了学习罗马法这一劝告。我想，比收集几个拉丁格言装点文采——此乃科克勋爵（Lord Coke）向布莱克顿（Bracton）建言之目的，此一忠告所意味着的要多得多。倘若那即是全部之所欲，则岂不可在一小时内将《古代法律规则》（De Regulis Juris Antiqui）通读一过。窃以为，如果说学习罗马法不错的话，那么，将它当作一个有效的活的体系来研究，也很不错。这意味着对于比我们自己的法言法语要困难得多、却更少理解的一整套专门术语的掌握，对于另一种较诸我们自身的历史更为复杂，而经由其径，得将罗马法充分梳理之历史进程的研究。倘若某君疑愚欺世，则不妨读读凯勒（Keller）那篇关于古罗马司法官之判令（praetor’s edict）的论文“罗马民事程序与诉讼”（Der Romische Civil Process und die Actionen），弥尔赫德（Muirhead）那篇意趣盎然的“罗马私法历史导论”（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rivate Law of Rome），倘若可能，允其良机，让他读读索姆（Sohm）之广受推崇的《制度论》（Institutes）。然而，不！对于你的研究科目获致一种自由的审察之道，不是去阅读其他什么，而是穷究该科目本身之本原。而如此作业的方法，首先便是经由藉诸法理学，循随既有的原理原则体系，而臻达其最高之概括与抽象层次；然后，从历史中探明它是如何演变成今日这种状况的；最后，尽你所能，思考若干规则所追求实现之目的，追求这些目的之缘由，为了实现它们，舍弃了什么，以及是否值得付出如此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