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特免权制度其实并非一个可以孤立运行的法律制度，它需要证据规则、诉讼制度、司法制度乃至很多社会制度的配套，而目前我们在上述方面可能存在暂时难以克服的障碍，[35]所以特免权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一切可能发生，一切也需要酝酿。当我们准备不足的时候，与其仓促立法，不如静下心来做更多的扎实的研究和调查。如果笔者的研究能够成为特免权制度研究引玉之砖的话，本文的意义也算部分实现了。
【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Email：wudh@szpku.edu.cn。
笔者收集的《中国证据法草案（第四稿）》、《统一证据法草案（第三稿）》、《民事证据法学者建议稿（第六稿）》、《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
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建议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民事证据法（建议稿）》等，都有较为充分的篇幅规定特免权制度。
通常是把华尔兹教授那段经典论述作为特免权的当然理由——“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本性，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信息。” 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如有人撰文指出“早从周朝开始，我国就有了关于亲属拒证特权的规定，”见刘涛：《我国设立证人特权制度刍议》，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5期，第32页。有人认为，“我国古代证人拒证权制度比较发达”，参见罗祥远、龚恒超：《论证人拒绝作证权》，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12月特刊，第54页。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
《三国志·魏志高柔、卢毓传》。
《晋书·
刑法志》。
《魏书·刑罚志》。
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
《元史·本纪第二十八·英宗二》。
郭成伟：《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日本证据法学家松岗义正认为，不规定亲属特免权“不仅有害亲属间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弊害”。参见 松岗义正：《民事证据论》，张知本译，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重印版，第158-159页。美国的判例也承认了这种观点。美国联邦法院在1958年的一个判例中指出，如果要求配偶一方出庭作证指控另一方，这种行为会构成“不可原谅的行为”，从而破坏婚姻家庭关系。See Hawkins v. United States, 358 U.S. 74 (1958).
该法因为各省奏请“展缓施行”，未能颁布。
详见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转引自郑也夫：《走向杀熟之路》，载郑也夫、彭泗清等著：《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梁玉霞：《传承与移植的失却——对我国亲属作证义务的反思》，《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
胡锡庆主编：《诉讼证据学通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巫宇甦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张仲夫：《浅析证人拒证的心理原因及对策》，中国法院网，2004年4月6日。
相关文章参见姜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制度的思考》，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牟军：《证人拒证行为的刑事立法及对策探讨》，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3期。关于增设拒证罪的理论建议，可以参看罗志坚：《建议增设拒不作证罪》，载《江西法学》1988年第2期；袁春：《
刑法应增加证人拒绝作证罪》，载《法学评论》1988年第3期；赵秉志主编：《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4-540页。
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