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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霍尔姆斯和凯斯• 桑斯坦在《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这本书的开篇，就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美国是如何应对在1995年发生的那次“半个世纪里最糟糕的灾难”的：地方政府、联邦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尽可能减少损失，尽管也有志愿者的援助，但29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使救援成为现实。1996年，联邦应急中心的预算达到36亿多美元。作者指出，公民自由和财产的保护，其实就来源于其贡献的赋税，这是权利的成本，而公民遭受损害时候的应有救援则是他们的回报。
我们为权利支出的成本不可谓不高。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2005年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是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第二个税负最轻的地方；中国内地则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据报道，目前，国民经济GDP的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国家统计局2004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表明，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为21715.25亿元，财政支出为24649.95亿元，收支差额-2934.70亿元。在所有的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那么，其他的财政支出呢？据报载，我国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公车支出一年3000亿，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高税收非但没有带来高福利，而且我们总是被呼吁给下岗工人捐款、给患白血病的孩子捐款，但是如果社会有给予他们固定的保障金，医疗保险，可能情况就不会如此；同样，那些生活在山区的贫困的孩子为什么没能享有义务教育，而需要我们长年累月的“希望工程”捐助？也发人深思。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当国家、社会需要我们捐款的时候，一定是某种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席。
如果这种捐款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外交形象和国际道德义务的话，那出面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老百姓，这才合逻辑。政府没有钱，可以跟老百姓借钱啊，发行政府债券不就是一个方法吗？为什么没见人家美国政府向纳税人要海啸的捐款呢？为什么国外没有听说有什么“希望工程”呢？媒体说这种捐款行为“代表了我们社会的进步”，完全是扯淡。捐款是一种道德高尚的行为，但不捐款也不是道德质量不好的表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为何以这种高尚的道德义务作为衡量社会每个公民道德水平的标尺？难道就没有人反思一下，在这种灾难面前我们政府的责任吗？如果说仅仅出于道义，那么在此捐款行动中的任何政府的行为都应当停止，任何的带有强制性或者半强制性的手段也应当退出，甚至对于公民个人的捐助行为，也应当给予冷静的引导，而不是一味地推波助澜。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印度洋海啸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社会各界就被动员起来，每个省的捐款都高达数百万元，就连安徽这样的穷省也贡献了三百多万。可是2005年的九江地震，40多万灾民等了一个星期，却只等到几千顶帐篷。国家救灾款项迟迟不到，社会捐助寥寥。12月初，冷空气抵达灾区，使得简易帐篷里的灾民栖身更为不易，几十万人露宿街头。据九江市救灾物资接收处估计，要将缺乏安全住宿场所的所有灾民妥善安置，帐篷缺口尚有1.5万余顶（12月5日消息）。我们的公共资金在哪里？那些大款、大腕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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