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中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其内核则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1875年，杰西尔爵士（George Jessel）在Printing Company v. Sampson一案中声称，“公共政策要求所有年龄合格和具有理解能力的人，应当享有缔结合同的最大自由，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些合同应当被自由、自愿地形成，并且应当被神圣对待，由法院之法官执行” 。这种契约自由，构成了民事法律行为之后，就进一步实现了“私人创造法律义务”这一目的，并可以保证私人意志的自由 。
民事法律行为，通过德国人的思辨，还创造出了物权行为的概念。基于物权变动而产生的行为，其效力取决于更为客观性、公示性的交付或者登记。这种交付或登记行为独立于契约行为。这种法律处理模式的结果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能在道德上或法律上是缺乏原因、理由、支持的，但可能是有效的。物权行为提出以后，成了20世纪大陆法法学学者孜孜不倦争论、研究的主题之一，之所以如此，在于当事人的合同行为和物权转移行为（这两个都依赖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发生了冲突，法学家们希望能够解决这一自身体系内的矛盾。但毫无疑问，如果说债权行为所蕴含的“意思自治”仍然是在法律框架约束之下的话（当事人通过合同来选择双方的交易方式、方法，进一步可以选择法律的适用和法院的管辖，这可以被看作是契约行为排除法律的适用，构造一个双方当事人的“避风塘”）那么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已经构成了“学说对实际生活的凌辱”，造成了“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进一步加强了私法（民法）的原理式法律规范的地位，解决了意志自由和强行性规范之间的矛盾，为民法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下，其他有关的法律不过是添加一些强行性规范而已。所以，商法也不过，也只能是民法的附庸而已，它的更多的强行性规范，更多的公法要素，不过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的增加而已。
然而，社会的发展才是最根本的，所有的理念框架都经不起社会生活的冲击，民法尽管自认为总结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仍然逃不脱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的影响。“任何理论都是苍白的”。由于私法本身强调形式正义，不考虑主体的大小、质量和复杂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形式化的解决方案可以应付，随着组织的扩大，国家职能的变化，以及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冲突，这种理论越来越显得单薄。民事法律行为，不过是法律形式主义思维的顶峰，仍然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形式正义观念，这种形式正义的观念，建立在法律与道德的分野基础之上，而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这导致了实质正义的出现，而这不是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不是民法的形式主义思维方式能够解决的。
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法律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因而，强行性规范不断地增加，任意性规范的领域不断缩小。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民事法律行为创造出来是试图保护意思自治的，然而形式要件的增多，不断地使其丧失意思自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