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美国人从来没有把独立战争看得最重要，而是把1789年的立宪才是最重要的。在战场流血奋战获得的大捷，没有杰弗逊鹅毛笔头摇摇整出《独立宣言》重要。美国建国乃是拥有主权的人民一次行动，先撇开“是否有拥有主权的人民”，可以说确实是一次革命行动。到底是普通法传统，还是一次革命行动决定了美国宪政？
马基雅维利以来的共和主义是赞成革命第一，
宪法根基于革命原则，例如阿伦特就是说美国革命创制了宪政，美国宪政是建国元勋的一次决断。作为一个参加费城会议的“国父”，詹姆斯.威尔逊在1789年发表的美国法讲座中，他说，根本法的基础本身，就是美国革命的诸原则，而不是与之相反的东西。斯托纳说，反过来理解也是正确的：殖民地的革命的基础，乃是他们对于根本法和
宪法的理解。
对美国革命，阿伦特提出了“自由的深渊”的问题：一方面，革命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开天辟地”的“大典”。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
阿伦特看到，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导师的指示，或民族的共同意志，或科学的历史规律。看来杰弗逊自己表扬建国元勋是半人半神，制宪者们被他形容为“半神半人的汇集”，实在有先见之明。如果是普通人制定出来的法律，自己做的东西，得不到自己的尊重，只有半神半人的制宪代表的，人们才会敬畏。制宪代表的“半神半人”的地位强化了美国宪法的神圣性。
看来美国革命的诸原则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对
宪法的重新阐释而出现的，与原有
宪法之间条文之间，不即不离。读《独立宣言》，斯托纳说，就会看到，美国人对于不列颠的政策的抱怨，其实是一种在
宪法范围内的申诉。《独立宣言》的主体部分看起来像一份起诉状。美国革命是
宪法之下的革命，而不是在
宪法之外发生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