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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责任制与我国的制度变迁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13] ，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强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色彩。而与此相关的法制改革，则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变法”的特色[14] .经济责任制的完善与发展对于制度变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我国的制度变迁是要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融合，市场经济的精髓是决策权的分散化，而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权的缺乏是我国经济改革和法制改革的历史和起点，而政府官僚行政机构的发达，国家本位和国家所有权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我国法制的基调[15] .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的同时，认识到本土文化的特性及其缺陷所在，才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所在。我国自1895年以来，试图通过法律的变革，采取德国法系的模式来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这一思路从根本上忽略了我国社会和政治、经济生活的特色和根本缺陷，即管理水平的低下[16] .文官制度的不发达和管理水平的落后，以及由其控制的国有企业的庞大，使得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管理混乱极为突出，同时也使得文官制度难以适应制度变迁的要求。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责任的不确定所导致的，管理的提高有赖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经济责任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经济责任制通过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的要求，实现对经济转轨的促进，它是进一步实现经济改革的必要前提。不仅如此，改革应当是通过主体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来实现的，认识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由此可见，要是国民经济能够在它的内在动力-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富有效率和效果地灵活运转，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各个管理经济的国家行政组织要改变为实行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应该具有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的主体，实行独立的全面的严格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17] ，这正是经济责任制的精髓所在。通过保护个体的利益来改革才能使改革有效地进行，“如果我们都能认识到这种利益的差异并尊重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改革过程中的冲突可能会缓和一些，因为这是人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别人协商找到更可行的出路上，而不是放在相互攻击对方和阻挠改革上”[18] .经济责任制对于经济改革的重要性更表现在对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上，我国的经济增长中的经济效益问题一直极为突出，“粗放式”、“外延式增长”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内涵式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式经济转轨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利用效率过低……而这里的制度原因，就是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预算，亏损了仍能生存下去，大家花国家的钱不心痛，资本损失无人承担责任，借钱可以不还”[19] .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需要经济责任制的有效约束，经济责任制通过对经济利益的引导，通过经济核算，将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效益目标切实的体现在制度之中。
经济责任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律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针对我国的具体弊端提出了有效的制度约束方式，在于从根本上是基于中国的实际的，在于它是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关键和基础所在。
对于走向新世纪的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必须依赖于管理水平的提高，在一个管理水平低下的国家，不可想象能够出现具有高效益的经济体制。经济责任制的意义正在于此。
三、经济法理的再认识：核心制度与核心原则的重建
（一）经济责任制是经济法的核心部门制度
现代国家日益趋向于混合经济、后现代主义、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化和合作主义，这使得国家法律模式越来越趋向于公私混合型，越来越注重对组织的协调与促进，注重对组织内部行为的管理与钳制，经济责任制正是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下，成为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在公有国家内，经济责任制与国家所有权紧密融合，使得其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公有国家的特性使得其法律不断地对组织加以宏观和微观的调控管理，经济责任制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与经济法完全融为一体。经济责任制本身是在经济法的理论、原则和价值观上建立起来的，它在公有社会内部，以制度的建设，实现了经济法的理念，它是公有社会中经济法的核心制度。
之所以说经济责任制是经济法的核心制度，是由于：
第一，经济责任制是经济法上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具体制度体现。责权利相统一作为经济法上的核心原则，强调经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受国家强制力的评价性，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各经济法主体“对国家、对社会都负有义务（责任），必须首先尽责，责字当先”[20] .这一原则能够集中反映市场经济对法律的要求，能够全面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它明确解释了经济法的本质，使之与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区别开来，使经济法成为一个有着显著独立标志的法律部门[21] .经济责任制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制度，作为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仅是描述性的，从根本上而言，经济责任制的所有法律规范都要基于原则性法律规范来建立。当下级法律规范同上级法律规范相冲突时，应当遵循上级法律规范。
不可否认，经济法在其产生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源头，在私有国家内部，经济法出现的根本动机是维护公平竞争[22] ，保持自由的市场制度，限制垄断对于经济的消极影响，无论是美国的“谢尔曼法”还是德国的限制卡特尔法律规范的出现，其目的都是在于实现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在公有国家内部，经济法出现的动机则是实现经济管理的有序化，实现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尽管，一度在私有国家内，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使得经济法能动的实现国民经济管理有序化，但是事实证明，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条件，对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从“战时经济法”、“统制经济法”到“复兴经济法”的发展，直至近日世界的经济合作主义，平衡协调的经济法的出现，市场制度对于国家和法律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经济责任制无论是在公有还是私有社会，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在私有国家内部，经济法的核心原则体现为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而在公有国家，由于国家所有权的发达，使得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成为经济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则，因而经济责任制作为这一原则的体现，成为公有国家经济法的核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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