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死刑的辩护-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进一步地分析上述几项条件就能够看出，决定死刑存废的关键，应当在于法律当中死刑之设置，是否已经全然地背离或违背了理性的价值评判；因为，就其他两项条件所进行的分析，显然都不可能得出支持废除死刑的论断。首先，人们之惩罚犯罪和伸张正义的普遍情感，从来没有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然不会支持无条件地彻底废除死刑；相反，相对于某些丧心病狂或极端残忍的罪行，人们所持有的报应观念和正义情感始终都在强烈地要求对其犯罪人科处死刑。其次，从阻却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社会效应来看，死刑相对于那些有预谋和有考量的犯罪来说，始终都具有着无可否认的强有力的威慑作用；作为现代文明社会之最为严厉和残酷的刑罚，死刑如果不能够产生或丧失了威慑犯罪的社会效果，那么同时也就必然意味着刑事法律所设置和规定的所有刑罚都已不再具有威慑犯罪的社会效果；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形在任何稍具秩序的社会当中都还没有成为现实。一定刑罚之威慑作用或威慑效果，其最为重要的依据或参照，就是要考察现实当中犯罪人对于该种刑罚的内心畏惧程度及其规避或避免承受该种刑罚的主观愿望；刑事司法当中现实的情形是，相比于无期徒刑或终身监禁的自由刑，绝大多数的犯罪人对死刑往往更加畏惧并抱有更为强烈的规避意愿。既然犯罪人情愿以承受终身的自由刑为代价而换取免于死刑，死刑之威慑作用或威慑效果不及于自由刑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就我国当前乃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现实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死刑作为法定刑的设置或存在，可以说并未超出人们相对于某些特别严重犯罪而普遍持有的报应观念和正义情感；同时，死刑作为法定刑的设置和存在，相对于威慑和阻却某些蓄意的或有考量的严重犯罪而言，也仍然是一种必要和有效的秩序安排。如此说来，死刑存废之关键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归结为，作为价值关系和价值秩序上的考量，犯罪人之生命权是否应当超越于任何现实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罪行及其社会危害之上，对于任何现实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罪行，设置死刑为法定刑是否都已然和确实地违背了人们理性的价值权衡。
　　无条件地彻底废除死刑的主张，其内在总是隐含着这样的认知前提或认识基础，即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当中，个体之生命权是至高无上和绝对不容剥夺的。这样的认知前提或认识基础，相应决定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判断和权衡上，任何现实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罪行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危害，都不足以与犯罪人之生命权相提并论，无论犯罪人实施了怎样严重的犯罪，犯罪造成了怎样严重的社会危害，以及犯罪人需要承担怎样的罪责，犯罪人之生命权都是绝对不允许强行剥夺的；总而言之，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当中，没有任何的罪行及其社会危害可以与剥夺犯罪人生命权的死刑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