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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奥塔·锡克：《争取人道的经济民主》，第39页。
T·帕森斯 著：《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5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
一个有趣而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是，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和经济法都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同时，钱德勒指出，在这一时期，企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家族式企业逐步为两权分离的企业所代替，经理阶层逐步出现，企业结构从U型趋向于M型，它同时也就是所谓的“两权分离”现象的出现时期。（参见：克劳德·小乔治 著：《管理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斯科特·卡特利普 著：《有效公共关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史际春 徐孟洲 著：《大陆六法精要。经济法》，（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钱德勒 著：《看的见的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我们认为，这其中典型的说明了组织的扩大使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其中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它应当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托尼·布洛克特 著：《管理理论与原则》，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丹尼尔·A·雷恩 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例如我国国务院要求推广的企业扭亏为盈目标责任制，其内容为：第一，制定企业扭亏为盈工作目标，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第二，确定考核范围和考核指标，定期公布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企业扭亏为盈工作目标的考核指标确定为：企业亏损额和企业亏损额占全部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比重；第三，建立考核制度，促进企业扭亏为盈工作。（参见《经济日报》1996年8月22日）；前面所指出的四川实行经济发展目标责任制；山西也确定了解困目标责任制，其内容为：地县三级都要筹措一定数额的解困资金，解困资金原则上由各级政府从预算内、预算外两个渠道解决，除此以外，劳动部门用失业保险金在解决一块，社会各方面再筹集一块，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也要千方百计挤出一块，解困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职工生产自救，救济无自救能力的特困职工。（参见《中国劳动报》1996年9月24日）
与其说组织与分工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不如说分工与专业化促进了组织的发展，理解分工与专业化的意义，是理解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史的核心所在。盛洪正确地指出了分工与专业化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分工与专业化同泰罗制、大型企业的发展之间的重要性，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的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应当指出，局限于经济学的领域，他未能意识到分工与专业化对于组织、社会的发展乃至于法律的进步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参见 盛洪 著：《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问题的应用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以下。而韦伯在分析科层制时指出，官僚组织内部通过明确的规则和具体的分工实现了理性的运作和高效率。这对于考察中国的经济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参见：戴维·比瑟姆 著：《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以下。我们认为，分工与专业化对于中国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见 盛洪 著：《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问题的应用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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