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还举了他本人的例子，“德沃金和本人皆没有因为我们之间令人厌烦的小小口角而支付任何代价”。可他们之间的论辩，可不能算所谓的“小小口角”，完全是“批判驳斥的语言弥漫着枪声和硝烟”，而且决非“隐隐约约”（页382）。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论辩对他们的声誉皆造成了损害，有人则认为，波斯纳受到的影响更甚。7
　　第四，批判的武器对准了自己。比如，在评述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一书时，波斯纳指出该书运用了一种“机智聪慧同时诉诸于恐惧和希望”的修辞，即警示性的副标题——“美国社群的崩颓与重整”，但这却是“误导性的；帕特南既没有论证美国的社群已经‘崩颓’，也没有证明（倘若已经崩颓的话）它已经‘重整’、或者将要重整。”（页312）前文他还引用了他人的著作，批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所诉诸的耸听危言之“公共知识分子”修辞。（页130）可波氏自己的书名，却加上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警示性副标题——衰落之研究。可就这一点而言，波斯纳并没有信守承诺；或者是“说了大话”；他根本无法用他现有的数据和方法证明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他关于衰落的研究至多是隐含性的（苏力，译序）。
　　波斯纳的粗心大意、自相矛盾还可找到其他例证。比如，他指出，“最具影响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员可能直接经由学术渠道获取其学术思想，而并不依赖于公共知识分子转换者”（页161），但该书大部分的评述却充满了此类转换者的名字——诸如埃利希、瑟罗、辛格、布卢姆、努斯鲍姆、罗蒂、帕特南等。波斯纳也许与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发觉，“在这样忽略为波浪、过眼似烟云的大海上飘游之时，小心谨慎，细致入微，既不可行，亦非必要。”（页78）波斯纳也像是在度假吗？推测说来，他粗心大意原因的一部分，大概是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先前发表过的文章（页399-400），而在整合过程中不够细致吧。这也正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特征，而且许多我们身边之人身边之书也涉嫌同样的情形，唉，也许还包括我们自己。
　　批判的武器既对准别人，也朝向自己。这，恰是波斯纳的勇气。我们需要学习。中国人好面子，也许在自省方面多少还有些传统，但批判他人以及为他人所批判，却是件伤面子的事，所以大家都尽可能避免。真理越辩越明，正如哈特与富勒的论辩成就了两位法学大家一样，我们的法学界应该强化论辩的气氛。
　　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活跃的时代，我们欢迎这个时代，但也应当想一想波斯纳提出的问题（苏力，译序）。因此，这本书的引入恰逢其时。知识分子（名气越大，公共性便越强，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跨越其实如此简单）读一读这本热情洋溢而又冷眼剖析的著作或许会有些体会，因此有些克制；而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阅读它则有助于透过名人效应而真实地把握智识和文化。《公共知识分子》一书虽可归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但它的信息维度却是主要的，还真不好把它划归娱乐作品。波斯纳的理论框架、分析工具、尖锐的文风、反讽的语气、激烈的论辩、以及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令人难以轻松地阅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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