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期待着：下一次的启迪——波斯纳那人又在琢磨什么新玩意？！
　　三
　　然而，如果承认读书是为了学点新思想的话，那么有一点我们就不能不学——那就是波斯纳的论辩风格和批判精神。此处，打算即学现用的，则是以这本《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分析文本，换言之，我试图在此把波斯纳作为对方辩友展开一场小小的“友谊杯”辩论赛。
　　对方辩友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商品不仅是信息商品，也是娱乐商品和协同商品，即对于志趣相同之人提供协同点的符号商品。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更可能是对偏见的协同，而非驱散偏见”（页81）。那么，他的这部作品是否也同样如此呢？波斯纳指出，知识专门化“业已影响到公共知识分子读者的知识基础……在读者群之中，只有少数人比较充分地了解他所陈述的主题”（页55），他在文中多次批判，社会公众没有鉴别力，但对于他的论辩，却希望“读者，自有公断。”（页13）试问，波氏在此诉诸的“自有公断的读者”是否亦属于他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试图协同之对象？
　　读者之公断来源何处？若不听取他方陈述，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对偏见的“协同”，所谓兼听则明。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纽约时报书评》批判该书“粗心大意”和“草率仓促”，是否真有其事？这些可正是波斯纳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缺点啊！
　　首先，即便波斯纳承认，“有关谁应该划归公共知识分子的范围，我的决定确实有些鲁莽武断”（页172），但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的列具仍遭到许多评论家的指责——波斯纳过分地随心所欲、粗心大意、且反复无常。依波氏的标准，有些人明显不应划归公共知识分子却列入了名单，如安•寇特尔（Ann Coulter）；3而有些人显然不应遗漏，如迈克尔•埃利克•戴森（ Michael Eric Dyson），因为波氏在前文以戴森等为例称“如此众多闻名遐迩的公共知识分子皆为黑人”（页56）。他排除死刑的激烈反对者、著名法学教授安东尼•阿姆斯特丹（Anthony Amsterdam），理由很简单，他是一位“激进主义分子”（页171），而阿姆斯特丹的同事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却在名单之列，可贝尔在被聘为教授及进入纽约大学法学院之前，曾代表美国最大的公民权利组织全美有色人种协会（NAACP）法律抵抗与教育基金提起诉讼。波斯纳把《纽约时报》专栏记者莫尔林•多德（Maureen Dowd）排除在外，理由是其作品并非十分具有“智识性”，没有或至少没有明显为世界带来思想和“文化”（页172），而他的同仁威廉•沙费尔（William Safire）却不知凭何入选。有人指出，波氏对某些自由主义者慷慨大度，比如，将西德尼•布鲁门多（Sidney Blumenthal）、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和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等人纳入名单。4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纽约城市大学英语系教授欧文•豪显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在名单表中也如此列明，但在前文波斯纳却将他视为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页29）。想必这并非校对的问题。波斯纳本人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什么又是学术型 / 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本来就相对含糊。他只是认为，他的划分就该书而言的研究已经足够。而研究人、尤其是研究知识分子，也许不能花费太短时间。波斯纳在短短的时间内推出这部作品，也恰恰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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