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点，波斯纳早已意识到了，他本人就在他所界定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列，因此他所批判的当然也对自己生效。“射出去的利箭，可能在飞行之中拐弯改道，然后恰恰射中我这名射手。”（页13）
　　既如此，人们就不得不佩服波斯纳法官的勇气。他毫不介意。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正是波斯纳的个性所在。勇气源于自信，自信来自实力。这位智者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把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价格理论等简明的经济原理运用于法学理论以及各个法律部门、法律制度的研究，《法律的经济分析》可谓美国乃至世界法律经济学领域中最杰出的经典著作和教科书，他本人则当之无愧属于美国乃至世界法律经济学的一代宗师。他还是以著名学者身份进入法院担任法官的少数人之一，并且他非常完美地将这二种高尚的职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裁判中坚定地贯彻其以效率诠释正义的思想。他的写作速度如此之快（30多本书、300多篇论文、1800多篇司法意见、以及不断更新的出版公告），引证率如此之高（1978年后出版的引证最多的50本法学著作中，波斯纳占了4本；1995-2000年学术引证最高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中他排名第十，在入选的少数几位法学学者中排名最前；他的上诉审判决意见为其他联邦上诉法院引用率最高），引起的争议如此之多，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尽管他在那书中声称，几乎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象凯恩斯、基辛格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跨越如此广阔的智识领域[页22]）。正如他描述学术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这些专家们不时地冒险翻过其专业领域的墙头，挥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场—— 一个尚未学术化的战场——搏击拼斗。”（页54-55）他也同样，这本书进一步跨越了他先前涉猎的研究领域。
　　二
　　《公共知识分子》一书的写作，源于波斯纳本人亲身感受的迫切需要。他列举的直接缘由包括：一是克林顿弹劾案暴露了学者的评论质量低下，二是波氏关于辛美尔法伯《一个国家，两种文化》的书评激起了出人意料的大量评论，三是他受命调解微软反托拉斯案时发现公共知识分子对案件的评论只不过表现为对事实的浅尝辄止，并不比闲言碎语高明多少。（页1-2）该书属知识社会学领域，全书分二部分。第一部分运用类型学、经济学、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从总体上审视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一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为公共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个经济学框架。他把公共知识分子设想为一种以需求和供给为特征的职业，运用需求—供给、成本—收益、外部性、边际性、寻租、互动效应、规模经济等市场术语来分析。市场需求源于媒体，市场供给则为公共知识分子本身。这一市场在不断扩大，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却“平均质量低下、并或许正在下降”（页166）。第五章则透过经验主义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测试。第二部分转向哲学、文学批评、法律和知识分子史的路径，详细探讨了主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类型，包括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政治讽刺、悲观主义学派、公共哲学家和法学公共知识分子，最后就市场改进提出了一些“没有采纳希望”的建议，诸如把公共知识分子活动贴上学校或个人网站，披露来源于公共知识分子工作的收入。当然，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改进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他不过只是期望“本书能够激发人们更为广泛地承认当代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着问题，并鼓励人们对这一性质独特且饶有趣味的市场作进一步的研究”。（页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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