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国起草中的物权法和现行
合同法并未采取所谓“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模式，而是采取“债权行为＋登记（交付）生效主义”的所谓折衷主义模式。现行
合同法第
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里明文规定的是“合同有效”，不是“处分行为有效”。则其反面，权利人不追认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是“该合同无效”，而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转让合同有效”。
因此，在物权法草案和现行
合同法所采取的物权变动理论模式之下，无权处分的合同，如果经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则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人根据有效的转让合同获得标的物所有权，当然不发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如果权利人不追认且处分人事后也没有取得处分权，则转让合同无效，这种情形才有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可能性。
未注意我国物权法草案采取的立法理论模式和现行
合同法第
五十一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而不当引用我国台湾学者关于“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论述，以解释说明我国物权法草案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正是本条误将“转让合同有效”规定为发生“善意取得”前提条件的原因。
因此，建议将本条修改为：
无处分权人将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即时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出让人无处分权；
（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
（三）转让的动产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十二、关于取得时效
各国民法均规定取得时效制度。按照取得时效制度，张三所有的某项财产被李四占有，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之后，李四即可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而张三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因此消灭。取得时效制度的合理性在于：第一，非权利人李四自以为自己是所有人，长期占有该项财产，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人们已经相信李四是该财产的所有权人，并与其发生各种法律关系。这种情形，如果要恢复张三对该财产的占有，势必要推翻这些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引起法律秩序的混乱。第二，由于李四占有该财产已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例如20年，证明该财产所有权归属的证据已经很难收集，即使收集到一些证据，也往往难辨真假，直接以该财产的占有事实为根据，使占有人李四取得所有权，可以避免法院收集和判断证据的困难，可以减少讼累。第三，张三虽然是该财产的所有权人，却长期未行使其权利，李四虽然不是真正的所有权人，却长期实际行使权利，与其保护长期不行使权利的所有权人张三，不如保护长期积极行使权利的非所有权人李四，更能发挥该财产的效用。第四，当就某项财产的所有权归属发生争执时，通常要求双方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是该财产的所有权人。但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因为年代久远，证据湮灭，证人死亡，很难判断该财产真实的权属。现实占有该财产的一方，就可以援引取得时效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他只要证明自己占有该项财产已经达到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法院就应当根据取得时效制度，认定他为该项财产的所有权人。因此，取得时效制度，是现实占有财产的一方获得胜诉判决的最简便、有力的方法。第五，我国自1949年以来，农村历经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大跃进、公社化等运动，城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也经历多次合并、分立、转制，导致财产关系混乱和产权界限不清。因土地、建筑物归属发生争执，以致发生大严重的暴力事件。如果物权法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将有利于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有利于财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因此，建议增加关于取得时效的规定：
第 条：以所有的意思，十年间和平、公然、连续占有他人之动产者，取得其所有权。但其占有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者，为五年。
第 条：现时登记为不动产所有人，虽未实际取得该项权利，但占有该不动产并依所有人身份行使其权利的，自其权利登记之日起满二十年而未被涂销登记者，实际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
本条规定可准用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和典权。
第 条：以自主占有的意思，和平、公开、持续占有他人未经登记的不动产满二十年者，可以请求登记为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人。
本条规定，不适用于国有土地所有权。但可准用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和典权。
第 条：取得时效的中止、中断，准用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十三、关于承包经营权可否转让、抵押
第一百三十二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第一百三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承包经营权抵押。实现抵押权的，不得改变承包地的用途。”
如果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抵押，用不了多少年，就要出现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丧失土地的农民，而我们的城市绝对容纳不下这么大的人口。真要出现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无地农民，且不说如何解决就业、安置的难题，这一事态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社会危险。因此，从法律政策上不宜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和抵押。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需求，如购买农用机具、子女上学、生病住院等急需资金，国家应当专设一套面向农民的简便的小额贷款制度，并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设立一项基金，为农民提供担保，使需要资金的农民通过简便的手续、无须自己提供担保，即可获得贷款。至于农民因迁入城市等原因转让承包经营权，当作为例外处理。
因此，建议删去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第一百三十二条和第一百三十五条，另设一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转让和抵押。但国有或集体所有荒山、荒地等以拍卖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