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总是由法律规范组成的，法律规范的特性是不同的。根据法律义务是否是强制性的，我们可以把法律规范分为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两种，前者意味着必须，后者则是可选择的。比如说，刘邦的“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是强行性规范；而如果对方构成了根本性违约，你可以要求对方继续履行，或者提出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就是任意性规范，因为救济及其途径基于你的选择。公法大都是强行性规范，而私法中很大一部分是任意性规范，可以说，私法的精髓在于它富于任意性规范，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更多的自由，更少的国家监管，更消极、被动的司法。
商法不同于民法的地方在于它有更多的强行性规范。比如主体，民法规定了法人，需要有名称、有地点、有组织，有社员或者财产，就可以了。但是，由于社会发展，从十七世纪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逐步发展出来“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在债权人和投资者之间选择了后者，导致了债务风险的增多，甚至出现了“假集资”的“南海泡沫案”，对社会构成了威胁，因此法律需要对公司进行监管。因此，公司必须登记，或者经过审批，资本上必须达到一定数额，组织结构上必须有人来对外负责，这些具体的“必须”，就是更多的强行性规范。
不仅主体如此，海上的运输和交易，保险业都需要更多的监管和要求，商事交往中票据的普遍应用需要对票据作出统一的规定，这些社会发展的需求都不能在形式化和体系化的民法中找到位置，故而，将
海商法、
保险法、
票据法、
公司法归并到一起去，就成了商法。
然而，奇怪的是，崇尚理论构架的私法学者对商法的理论框架丝毫没有兴趣，商法始终处在一个没有理论基础和统一思维方式的尴尬境地。大陆法系的法国，对商法的界定是“商人的法”，采用了主体标准；而德国则认为是“商业行为法”，采用的则是行为标准。由于大陆法系又分为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因此，对商法的不同态度造成了法系内部体系的不同。
甚至商法是否应当独立存在，都存在很大争议，也就是“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分野。这个争论是从瑞士民法典开始的，和德国、法国不同，瑞士在民法典中将商法融合到了一起，而不是独立制定商法典。中国在民国时代对是否制订商法出现了争议，最后学者们认为应当学习瑞士民法典的民商合一模式，公司、海商、保险、票据等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存在，不必要单独制订商法。
民法学者对待商法的态度很明确，“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出于科学的构造，而只是历史的产物” ，这种观念和他们形式化的理念和思维紧密相关的。的确，商法的产生是国家忙于应付的产物，“由于军火商供货时屡屡出现麻烦，拿破仑一怒之下于1807年颁布的《商业法典》并不是一部司法巨作，它起草匆忙、杂乱无章，一开始生效就显得过时与不全……可以肯定地说，这部拿破仑商业法典缺乏预见性与灵感” 。因此，将
公司法、
票据法、
海商法和
保险法这几个法律单独拉出来成立一个法律部门，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