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假设和前提导致了法律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科学”，这和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崇尚科学风尚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到现在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听到、想到，比如经济学，常常自认为是所有与社会相关的学科中最接近科学的。甚至马克思也说过，当一门学科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的时候，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门科学。也是由于受到这种思潮和理念的影响，许多法学家们坚信自己的某些方法是正确的，坚信自己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不客气地说，法律实质上就是一门手艺，一门追求公正和自由的手艺，坚信某种划分、某种标准是正确的、亘古不变的，是一种教条主义。
公法主要则用来解决国家权力的法治化问题，行政法解决文官制度、国家和私人之间因为公权的冲突等，
刑法从根本上是一种制裁手段，是所有法律的最严格处罚方式的体现，诉讼法则用来解决诉讼中的程序问题。不难发现，公法也将国家和国家行为高度抽象化了。国家被看成了一个整体。同时，受到了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包括公法，都不存在“权力”的概念。国家的权力必须通过法律制度中的“权利”方式来实现，这反映了早期法学家们对国家的恐惧。
公私法的划分是法学的抽象化、形式化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结论必然是个人主义的权利本位 。这种法学思潮和近代崇尚理性的古典哲学紧密相联系的，最早当然来源于德国大哲学家康德 。对于这个过程，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由康德整理出的自由主义法律理论具有两种先决条件：法律须有正规性（即注重程序），而不是强调实质性；法律与道德相分离，认为法律主要是具有程序性的见解，是随着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在竞争者之间安置了一种基本的平等，并将干涉排除在外，因为干涉会破坏那种平等。当人们对自由和财产加以限制时，这些限制也只能是普遍而可以计算的，并且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从这种设想来看，法律的基础就是形式上的合理性” 。
这种高度抽象化的法律体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追求“欧几里德”式的科学倾向，排除了法律体系中的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在公法和私法划分体系下的传统法律体系中，法律责任的概念并不突出，即便是现在我们的主流法学中也没有扭转这个趋势，法律责任在教科书中被界定为与法律制裁等同，凡是讲到法律责任的地方，就是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比如民事责任，包括赔礼道歉、损害赔偿等，行政责任，包括罚款、吊销营业执照，刑事责任，包括有期徒刑、死刑等，这些表现形式，不过是法律制裁而已，那么，法律责任本身到哪里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