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指出，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我在一定程度上非常赞同梁任公的这个观点，尽管我所依凭的理据或与梁任公的理据不尽相同。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蒙遭了各种阻碍或打击，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不具有传统上的知识资源据以支撑。但是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已然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因此，通过翻译，可以使我们了解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应的理论发展。再者，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在中国尚缺乏名师指导的情况下，翻译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精读原典的方式，一种有效的阅读。因为在这种“研究性”的翻译中，我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问题、问题赖以为凭的假设、问题提出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达致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证成问题等。最后，我之所以如此关注并实践学术翻译这项工作，还与这样一个问题紧密相关。众所周知，翻译在中国乃是一门相当特殊的学问，始终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即使探讨翻译标准的问题，也始终局限于文学的题域之中；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学者也从不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我认为，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乃是极其不同的工作，对它们的判准因而也是极其不同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仅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思考和研究，而且也需要我们对学术翻译本身进行实践。总而言之，学术翻译在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学术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与学术研究的水平紧密相关的。
“市民社会框架的建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哈耶克思想研究与相关问题”、“‘闭关’中的思考与幸福”和“八年作业：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这几篇文字，乃是我为自己发表的论著所写的序言。这些论著是《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研究与反思》、《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和《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从这些研究论著的论题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紧密相关的题域，甚或可以说是三路并行的努力：一是建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研究框架；二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与反思；三是对西方从休谟到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在根本上是围绕着如何认识社会秩序之型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而展开的，因而也就涉及到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除此之外，这些文字还透露出了我当下研究的两个并行的方向：一是清理西方从康德到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理论脉络；二是努力通过建构全球化结构而超越此前的研究范式。毋庸置疑，这两个方向的努力也是继续围绕着上述有关社会秩序之型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而展开的。
|
